法国大革命 闹剧和瞎折腾？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众恐慌为何重要
“过去，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者认为，大革命期间，巴黎街头的斗争，三级会议的斗争都是值得研究的，农村发生的事情是闹剧和折腾，但实际上，民众的恐慌也反映了民众的政治觉醒过程。”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高义在《1789年大恐慌: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谣言、恐慌与叛乱》读书会上这样说。
今年是法国大革命230周年。178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举行了由牧师、贵族和公民代表参加的“三级会议”。第三阶级代表要求改革税制，取消前两个阶级的特权，遭到路易十六和前两个阶级代表的拒绝，最终导致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前，民间流传着贵族雇土匪烧庄稼饿死平民的谣言。虽然这些传言没有真凭实据，但人们相信贵族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第三阶级联合起来对抗贵族。伴随着谣言，法国农村的气氛变得非常紧张。因此，农民在村庄或教区组织起来，拿起武器，成为农民的武装力量，甚至闯入高贵的城堡和庄园，焚烧地契。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一现象并不关注，认为这只是大革命时期的一个搞笑插曲。直到1789年乔治·勒菲弗尔发表了《大恐慌》，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经济分析”的研究模式，试图将集体心理因素与社会经济和时事政治结合起来，这一现象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所以高一认为，这本书虽然出版于1932年，但至今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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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爆发没有错。
这是历史的必然
高仪在会上认为，近代中国的“革命崇拜”从一开始就是仿照法国大革命。谭嗣同看到了晚清保守势力的压倒性优势，认为和平改革不行，只能走暴力革命的道路。他在《仁学》中引用了法国大革命时期讲过的“誓杀天下君主，流血满地以泄万民之恨”的宣言。高仪还认为，五四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的《新青年》杂志封面，除了中国的《新青年》之外，还是法国的《新青年》，这也反映了当时这一代人深受法国革命民主思想的影响。
北伐前夕，“反革命”一词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中传播开来。1925年9月，《现代评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
“现在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分子阶层，有一个流行的术语‘反革命’，专门用于政治对手或持不同政见者。只有这三个字，才能完全取消异见者的人格，否定异见者的行动。它的意义甚至比‘汉奸’和‘被征服的人民’更强大，简直是大造反。”
“反革命”不仅是当时民间的贬义词，也上升到了法律层面。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出台了《反革命罪条例》，这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反革命”界定为刑事犯罪。
中国的革命崇拜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20世纪80年代，批评和否定革命的声音越来越多。李泽厚和刘再复在他们的著作《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的中国》中指出，重新讨论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的《告别革命》，并确定其总体面貌是“激情多于理性”。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改良比革命好，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必然失败。
高仪还在《1789年大恐慌》的序言中写道，在近年来诋毁革命的声音中，有人认为像法国大革命这样通过动员群众进行的革命是完全错误的，过于血腥和野蛮，只会带来无尽的灾难。更有甚者，他追求英美精英改良路线，认为这是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高仪认为这种说法不值得反驳，但专业的历史学家应该努力向公众传递更多关于大革命历史的科学信息。
他指出《1789年大恐慌》表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历史必然的。革命之所以“大”，是因为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动员了占法国人口80%的农民。对这些农民的动员绝不是政治领导人计划和实施的。正是这场大恐慌引起了农民的政治觉醒，而农民之所以相信谣言，是因为中世纪以来法国社会矛盾的逐步积累。在法国大革命中，一个重要的词是“旧制度”，即革命前的社会状态被描述为旧制度或旧社会。在旧制度下，贵族剥削农民几千年。因此，在矛盾全面爆发的关键时刻，恐怖谣言的传播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民动员。所以对于高仪来说，法国等欧亚大陆历史悠久的国家的革命“从来都不是一个不应该的问题，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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