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萧珊 巴金:怀念萧珊

怀念萧珊 巴金:怀念萧珊


文章图片

今天是萧珊逝世六周年。六年前的情况在我眼前还是很生动的。那天我从火葬场回家,一切都乱七八糟。过了两三天,我渐渐静了下来,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想写一篇文章纪念她。五十年前,我有这样一个习惯:有了感情,无处倾诉的时候,常常求助于纸笔。但在1972年8月的那些日子里,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看着摊在我面前的稿纸,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痛苦地想,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能变成“牛”吗?脑袋仿佛一块大石头,思想仿佛凝固了。我只是放下笔,什么也没写。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确实让我“尴尬”,但我还是活了下来,过着健康的生活,头脑不糊涂,有时还能写一两篇文章。最近经常去火葬场参加老朋友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了很多事情。同样的,我的思绪也从满厅的人转移到了只有二三十人的中厅。我们在哭着和小珊的身体告别。我记得觉新在《家》里说过一句话:“觉好像死了,也是不祥之鬼。”四十七年前写这句话的时候,我还以为写的是自己呢!我没有流泪,但是我感觉到无数尖锐的指甲在挠我的心脏。我站在死者的尸体旁,看着苍白的脸和吞了千字的嘴唇。我咬紧牙关,在心里呼唤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多不公平啊!她犯了什么罪?她还被关进了一个“牛棚”,挂着一张“牛鬼蛇神”的小牌,横扫马路。究竟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病了,不能治疗,因为她是我的妻子。她尽最大努力留在医院,打开后门,直到她去世前三周。但是癌细胞扩散了,肠癌变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想活,她愿意改造自己的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不能说是一厢情愿。如果她不是“黑老k”的“婊子”,她本来是可以活下去的。总之,我给她惹了麻烦,我伤害了她。
我不在的那几年,她遭受了和我一样的精神折磨。但我没挨揍,她却拿到了“北京红卫兵”的铜头皮带,几天后左眼上留下的黑眼圈就淡了。她被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到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怕他们把我带走,就溜出了大门,去对面派出所要求警察同志介入。
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在警察面前,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打了一顿,押送回去,和我一起锁在厕所里。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很多安慰和鼓励。“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
把人当“罪人”、“小偷”是很难的,有时候要到晚上九、十点才能回家。我一进门就看到了她的脸,脑子里的乌云都消失了。我可以向她倾吐我所有的委屈和抱怨。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和她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吃两片安眠药才能闭眼,但一觉醒来就脸色发白。我打电话给她,她也打给我。我抱怨说:“日子难过!”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生活是悲伤的!”但她马上补充道:“继续走。”或者再补充一句:
“坚持就是胜利。”我说“生活很辛苦”,因为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牛棚”里工作、学习、写账目、检查、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骂我,教我,指导我。从外地来“作协分会”的人,可以随意叫我出来“秀公”,举报他们的罪行。上下班时间没有限制,由管理“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拿走他们喜欢的任何东西。这时,大规模的群众批判和电视批判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近了。
她说“日子不好过”,因为她两次被拖到政府办公室,在旁边工作,后来经常参加陪斗。在淮海中路的“大批判专栏”上,贴着批判我罪行的海报,写下我家的名字给大众看。“臭老婆”这个名字就不用说了,占据了显要位置。这些话像虫子一样咬着她的心。当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疯癫学校”的学生突然发作,把他们拖到“作协支部”时,她在我家门口贴了一张揭露她所谓罪行的大字海报。还好那天晚上儿子撕了。不然这张海报会杀了她!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