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友好医院武汉抗疫日记：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完成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

背景:作者蔡颖，2008年毕业于国华纪念中学，20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八年制研究生。今年3月，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她和中日友好医院的同事一起志愿帮助武汉。这一行164人中，有各科室的医生和护士，他们的病房主要治疗重症和危重病人。
今年正月初二，医院送行第一批援鄂医疗队。我偷偷擦了擦眼泪，希望能代替其他人上前线。第一个月的第八天，我完成了为期六个月的ICU住院轮转。匆匆安顿好老公和娃娃，终于在正月十一的深夜，带着第二批医疗队抵达武汉。
武汉的夜晚，空空气中弥漫着雾气，只有我们乘坐的公交车在路上行驶。远远望去，长江上散落着几盏灯火，昏黄昏暗，仿佛整个城市都没有了生机。
我和同伴都忐忑不安，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一个
到了武汉，我的隔离心态崩溃了
万万没想到，到武汉的第二天，就被通知隔离了。原因是我在北京工作期间接触的患者，第二天在武汉确诊。
一瞬间，成千上万的担忧涌上心头。
不知道在北京的老公和娃娃会不会被感染。如果他们被感染了，没有我他们该怎么办？
我甚至想过，如果我不在了，我的父母，爱人，孩子会怎么样？我会是武汉第一个进口病例吗...人被锁在空废弃的酒店房间里，更容易胡思乱想，停不下来。
看着每天报告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心里充满了焦虑和不安。我迫不及待地想明天新病例突然变成零，但实际上，新病例和死亡人数仍在疯狂上升。
尤其是2020年2月7日，我们到达武汉的第四天，朋友圈里传出了李文亮博士去世的消息。我几次哽咽哭泣，心态彻底崩溃。感觉自己没有保护好战友，随时都有可能被无孔不入的病毒攻击。
所以我到武汉的第一个星期，几乎每天都流泪。每次看到死去的同事，破碎的家庭，被感染的孩子，绝望的医护人员，志愿者，鼻子都酸酸的，眼泪控制不住的流下来。
更何况睡眠开始有问题。那段时间睡觉完全依赖药物。
随着隔离时间越来越长，幸好我和家人都没有感到不适，这让我的心稍微稳定了一些。另外，那几天不间断的学习新冠肺炎的最新知识，对病毒的恐惧逐渐减少，于是想到了来武汉，却一直没能去前线抢救病人，就像一个没上战场就投降的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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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开始调整自己，每天制定严格的工作计划，包括学习、锻炼、向同事询问诊疗情况、安抚焦虑的家人等。，并期待隔离期的结束，尽快进入病房，和大家并肩作战。
2
终于走上了抗疫第一线
2月17日终于第一次进入病房，是同济医院中法新城校区C6东病房，参与治疗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反复心肌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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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穿防护服是什么感觉？
最大的感受就是“压抑”和恐慌。只要呼吸困难的念头在脑子里一闪而过，马上就会有难以忍受的窒息。为了减少这种感觉，我只能让自己做每一个动作都有节奏，这样可以减少耗氧量，专注于患者和治疗过程，避免思维开小差。
25号床的病人必须接受IABP联合瓦-ECMO的治疗，因为他们的心脏反复受到缺血和坏死的打击...我在台上依次协助切割分离血管、穿刺、扩张皮肤、置管、缝合、连接机器。
一瞬间我觉得有点恍惚，好像回到了北京的ICU病房，井然有序，准备充分，运转顺畅。但是当你定睛一看，大家都穿着层层防护装备，台上的老师甚至还穿着三层防护服，戴着手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