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的影响启蒙运动对公众的影响理性

-理性的善和理性的恶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启蒙运动最根本的属性是对理性的倡导。不同于笛卡尔所说的“由于信仰中的真理始终占据我心中的第一位，我认为这样做可以让我自由地抛开其他一切意见”，启蒙学者将理性的应用扩展到了一切事物，甚至以宗教教条那样的“最高价值”为例，所以狄德罗对理性做了如下诠释:“理性是指人类认识真理的能力，是人类不借助信仰和光明就能延伸的一系列真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下现象:
“关于谷物贸易的政治言论更加自由，这可以说是法国君主制去圣化的重要体现。因为粮价上涨，不满意的言论和通知随处可见。起初，告示主要指责大臣和贵族，认为国王仍然是一个好国王。粮价上涨的原因是国王手下的大臣滥用国王赋予他们的权力。渐渐地，一些通知开始直接针对国王本人，指责他是粮价上涨的策划者和最大受益者。国王不再是人民爱戴的国王，“而是一个腐败的人，容易被收买和囤积居奇。一些巴黎市民因发表“对国王的人身攻击”而被捕。1744年，在路易十五生病期间，“每天都有许多人因为对国王的病情发表过于随意的言论而被捕。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警告，而不是因为这些不满意的言论真的有很大的影响。据说圣奥诺雷街的一个人对他的朋友说:这个对我有什么用？我们不必逮捕我们，我们已经被困住了。”这些话表明，国王不再是整个王国的象征，他与法国人的关系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是父子关系。法国普通人的生活与王国的历史越来越不同。国王只被视为一个普通人，他的个人身体，无论是健康的还是生病的，都失去了最初的象征意义。普通人不再把自己的命运和国王自己的不幸联系在一起，不再认为自己存在的意义包含和体现在国王的一举一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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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王，教会的权威也在逐渐消失:
“首先，遗嘱中用于资助公众洗礼的资金数额在逐渐减少。第二，公众不再关心死后埋葬地点的神圣性；最后，公众死后，他们不再祈求减刑。在普罗旺斯，用于公共洗礼的遗嘱比例从17世纪末和18世纪中叶的80%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的50%。不仅如此，申请这类遗嘱基金进行洗礼的人数也从400人下降到了100人。”)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理性的应用帮助我们战胜了教会和国王的“权威”，我们也相应地放弃了在这种权威下产生的价值观，这在现代社会尤为明显。这时，有人会引用尼采的话——“上帝死了”——来庆祝这一胜利。但有这句话的后半句——“我们杀了上帝！”尼采不是在为理性的胜利欢呼，相反，他在为我们指出理性的胜利所带来的灾难。也就是说，我们用理性扼杀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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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理性？在我看来，它是一种工具，这个工具的作用是帮助我们评价和演绎事物。就像所有的数学推理都是建立在几个公理的基础上一样，所有的推理都离不开公理的讨论，数学推理也不能帮助我们找到公理——它只能帮助我们评价一个公理是否自洽合理，就像我们用理性看待“上帝”一样。但是当我们需要推理的时候，就必须要有一套价值标准才有推理的基础。因此，如果我们试图用逻辑来推理出一套价值观，我们必然会陷入循环论证的谬误。在这里，我引用索伦·克尔凯郭尔的结论:信念不能通过逻辑推理推导出来，我们只能“飞跃”。因此，理性不能给我们带来价值选择。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甚至可以发现，工具理性在理性中的无限扩张，会让大众对价值观的选择极其迟缓。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不断追求工具理性的社会。我们不断数字化事物，用各种理论解构事物，用各种模型接近现实。这些分析过程太难，太有说服力，以至于忽略了我们心中的价值。专家告诉我们如何衡量各种行为，给我们带来经济上的得失。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金钱应该是唯一的标准。专家告诉我们，自私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应该利己。我们获得了一系列强大的工具，我们自动将追求的价值适配到工具上，于是我们在理性应用中“非理性”地让出了价值的战场。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在公众中的泛滥甚至不是我们最需要担心的问题。最令人担忧的是，一些人试图捕捉公众的高价值，向公众灌输“错误”的价值，然后通过一些理性的演绎，让公众做出盲目但理性的恶行。我们最熟悉的例子是二战期间纳粹进行的大屠杀。这里我需要简单重复一下鲍曼的研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