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的影响 启蒙运动对公众的影响(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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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仔细研究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就会发现这种宏观的疯狂在微观层面上是极其理性的。首先，是这种行为的萌生:与蒙古人的屠杀只是为了取乐和掠夺不同，纳粹为他们的行为找到了很多科学和社会学的依据:他们从民族学的角度论证了犹太人是“劣等”的，从而论证了犹太人是多余的，需要被淘汰。这个理论在当时的科学方面很难反驳，所以公众的理由告诉他们纳粹是正确的。当我们再次审视个体时，会遇到鲍曼所说的“平庸之恶”:大屠杀的实施是一项在不同层面精心策划和操作的工作，每个人都成了一个巨大机器的螺丝钉。对他们来说，大屠杀只是需要填写的几份表格和需要运输的几箱材料。人们认为他们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完成工作显然是理性的——所以他们毫无愧疚地参与了这场罪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极端理性的恶。我们只需要轻轻转动价值的方向盘，让相信理性的大众也能驶向邪恶。)
这时，我们面临着另一个问题:既然忽视了价值判断，就不能为大众找到一个价值吗？但问题是，我们真的能找到一个基本价值来说服所有人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需要引用柏林的理论来为我们解释:多重价值的不可通约性。所谓不可通约性，就是我们找不到一个共同的尺度来比较各种价值，从而找到一个唯一的“最高价值”。因为我们追求的很多价值观，比如“正义”和善良，是完全独立的，不可转换的，就像不同种类的物理量一样。因此，不能说一个善良就是两个正义，也不能说善良就是正义，但终极价值仍然是独立的，不能相互衍生。既然我们失去了衡量的标准，理性就不能再给我们一套统一的价值选择。公众还必须在各种价值观之间进行权衡。我再次引用柏林的评论:“……我们必须在相同的终极目标和相同的绝对要求之间做出选择，而某些目标的实现必然会导致其他目标的牺牲……所以我们需要做出选择，为了某些终极价值而牺牲其他终极价值，这是人类困境的永久特征……”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摆脱理性带来的价值多元困境，我们唯一的办法似乎就是让我们的公众放弃理性，利用权威让公众再次屈服。这种历史逆转真的是必然的罪恶吗？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消除理性的慢性病吗？答案是否定的，救赎的方式在于理性本身。
我们需要回归理性本身:正如我们之前讲过的，理性本身包括反思和演绎，所以我们不妨给它们起两个不同的名字——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我们所熟悉的。它是推理和解释的合理性。它给我们带来了药品、飞机和经济，同时把大屠杀塞到我们手里；这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批评的。前者是关于反思的能力，这是理性直接指向我们价值观的部分，即这部分理性帮助大众认识到教会的权威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可以画这样一幅画:启蒙运动初期，人们用价值理性来反抗权威。当权威被推翻，价值理性的“利润”就变弱了。此时人们觉得工具理性是可以有效利用的东西，于是理性逐渐被解释为工具理性，人们越来越忽视对价值观的审视和反思。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理性带来的灾难，只是大众对理性的误解造成的。
现在我们有了解决问题的工具。但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很好地使用这个工具？我们个人的知识储备是有限的，而且受限于我们个人的视角，我思考的结果必然是有缺陷的。而且如前所述，我们甚至没有一套固定的参考标准。那我们该怎么办？这时，我们可以借助公众的力量，用宣传来克服个人的缺陷。此时，我们需要满足启蒙运动留下的遗产之一: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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