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迪拜签证 故事:疫情期间 我在迪拜打工经历的生死劫难( 四 )


我仔细对比了一下警方的公告,发现印度商人的名字和我认识的印度工程监理的名字不一样,我就放心了。站在豪华的医院大厅里,不断告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
从新闻中,我得知这个奄奄一息的孩子在我的医院被救了。那天晚上,我问护士女孩住的病房,扶着墙,搬到了病房外面。我透过玻璃看到了这个13岁的女孩。缠在头上的纱布使她的脸看不见,她小小的身体里充满了管子。
那种情况,希望所有的父亲都不要看到。

这时,病房里壮实黝黑的护士“华”拉下百叶窗,默默地叫我离开。我站在病房外面,肚子又开始疼了。因为病床的铭牌上写着女孩的名字,拉纳不止一次跟我提起过。
印度雇主,傲慢自大的女孩,白色别墅,醉酒的话语,抑制不住的愤怒,还有那些我亲手送出去的塑料拖鞋...
一切总是真相,我几乎可以确定拉纳就是真正的凶手。但是他是怎么回到迪拜的,为什么要杀他的前雇主?
我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斗争。我对拉纳的同情多于恐惧。也许是因为同样的情况,我总能在他的垮台中看到自己。
生活在黄金城市太难了,但数钢币太难了。由于试图讨好雇主,被无休止地压榨和羞辱,人们的内心难免失去平衡。
我为受害女孩心碎,她一睁眼就会面对父母双亡的事实。
我到底该怎么办?举报一个可怜的外国兄弟,让他打官司,或者偷偷回国,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更重要的是,我能对自己的直觉负责吗?
辗转反侧了一夜,我做了一个大胆又大胆的决定,我想在决定是否报警之前见见拉纳,这关系到一个人的清白,应该认真对待。
那天晚上,我开始给拉纳发信息,删了又删,发了又删,仔细掂量着字,好像发给初恋情人,生怕得罪对方。
“你好吗?”问候,我发了十分钟,弄得自己满头大汗。接下来,我盯着屏幕,像深宫里的怨妇一样等待拉纳的回复。
最后,拉纳回复我:“我不是在阿布扎比,而是在迪拜。”
“我也在迪拜等返程航班!”我很快给他答复。
片刻之后,拉纳把他的位置发给了我。于是我偷偷溜出医院,在索纳普尔遇见了他,索纳普尔在印地语中是“黄金城”的意思,但实际上它是迪拜最大的劳改营。
在大家的印象中,迪拜是一个富裕的地方,但实际上当地居民只占迪拜人口的1/10,剩下的9/10都是移民。这些劳工通常住在像索纳普尔这样的贫民窟,那里通常有六个人住在1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如果你想让我描述索纳普尔,那应该是——忍住。
这里的街道很窄,只能两个人并排走,到处都是垃圾。破旧的墙壁是小商贩用的,里面全是义乌的廉价商品。拉娜住在这里我一点也不惊讶。
我们坐在一家可以喝茶的杂货店里,隔着一张肮脏的桌子面面相觑。自从我们上次在阿布扎比见面以来,还不到三个月。我们都读出了彼此眼中的凄凉和疲惫。他一边炸开叮杯子的苍蝇,一边敷衍说自己在餐厅工作,我告诉他在医院救过命。
他感慨地叹了一口气,微微摇头,在空的空中画出一个手掌张开的弧度,试图尽可能轻地表现出无助。
于是,我开始试探性地问他有没有联系他以前的雇主。他什么也没说。当我说一个被砍伤的女孩被转到我住的医院时,他慌慌张张地洒了一杯饮料...

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我的行为是多么幼稚和鲁莽。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不知道如何面对一个双手被两条人命污染的犯罪嫌疑人。
正当我弯腰捡起他掉落的杯子时,他起身离开了。我付了钱,很快出去找拉娜。这一次,我敢肯定拉纳一定和这个案子有关系,我想都没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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