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雷西亚多 保罗·B·普雷西亚多谈向病毒学习 (上) | ARTFORUM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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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病毒学习
理查德滕南特库珀关于梅毒的水彩画,大约在1912年。
以梅毒为例。梅毒最早出现在1494年的那不勒斯。欧洲殖民活动刚刚开始;这种病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殖民破坏和民族政治拉开了帷幕。英国人称之为“法国病”,法国人称之为“那不勒斯病”,那不勒斯人认为传染源在美国;据说梅毒是被“印第安人”感染的殖民者带回欧洲的。事实恰恰相反。病原体的交换是完全不对称的。欧洲细菌对新大陆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德里达说,病毒既不是生物,也不是死物,既不是有机体,也不是机器。从头到尾都是外人,是另一个人,是从其他地方来的东西。16至19世纪间,梅毒这种性传播疾病物化了在物质层面主导现代性的压迫和排斥形式:对种族纯洁的执念、禁止不同阶级和种族间所谓的异族通婚以及对性关系的多重限制。在这个共同体和免疫模型的中心,梅毒塑造的主权体是白人资产阶级的身体,在性方面受到婚姻的限制,首要任务是为国家完成人口再生产。因此,在梅毒流行期间,妓女成为一个集中了所有卑鄙的政治象征的活体:作为一个经常被种族化的职业妇女,作为一个不受家庭和婚姻法约束并把自己的性别视为生产资料的身体,性工作者被驱逐、控制、污名化并被指控为主要的传染媒介。18世纪末,像Restif de la Bleteau这样的社会思想家开始设想,在梅毒疫情平息后,妓女应该被关进国有妓院,在那里,妇女提供性服务作为履行国家义务的一种方式——在每次疫情期间,总有一些大师出来兜售神奇的解决方案,安抚霸权秩序。
然而,最终控制梅毒疫情的既不是对性产业的压制,也不是将性工作者限制在国有妓院中。相反,把妓女关在一起只会增加她们感染的风险。使梅毒几乎绝迹的是1928年问世的青霉素,以及一系列直接或间接同时促进身体和性解放的深刻变化:非殖民化运动的兴起,白人女性的普选权,第一次同性恋不再被视为犯罪行为,异性婚姻的伦理限制开始相对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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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毫克玻璃瓶中的青霉素,伦敦,1946年。照片:伦敦科学博物馆。
到20世纪末,在异性恋的新自由主义世界里,艾滋病在早期现代殖民资本主义社会中扮演了和梅毒一样的角色。第一批官方报告出现在1981年;经过活动家们多年的努力,同性恋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疾病。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将同性恋从精神障碍名单中去除,结束了长期以来以病理学为借口对同性恋群体的歧视和迫害。在艾滋病危机之初,被称为4H的人特别容易受到感染:同性恋者、海地人、血友病患者和海洛因使用者。后来还加了妓女。艾滋病改造改造了身体的殖民控制网络,更新了过去梅毒构建的性监测技术。就像梅毒危机爆发期间对性产业的打压适得其反一样,对同性恋的压迫增加了死亡率。艾滋病的社区/免疫模式与男性的性主权幻想密切相关,其中渗透是不可协商的权利,任何插入的身体(体现为同性恋、女性特质、肛爱)都被认为缺乏主权(被剥夺了义务)。事实上,是同性恋的去病理性逐渐把艾滋病变成了慢性病。全球南方在医学领域的力量增长;女性的性解放(女性可以对无保护的性行为说不);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普及(不分社会阶层或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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