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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作品 中国现当代文学之王安忆专题( 二 )


在王安忆的创作生涯中，《长恨歌》是成功还是失败？
讨论记录和自己的陈述:
第一种观点认为《长恨歌》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这个意见可以参考课本第299 ~ 303页。
第二种意见被认为不成功，主要观点和解释如下:
《长恨歌》讲述的是王启尧母女的故事，主要是王启尧，但它需要30万字。当然，篇幅不是衡量一部作品优劣的标准，世界名著篇幅长、篇幅大也并不少见。但是一个作家如果不能扬长避短，可能会适得其反，这也是90年代小说空兴盛，优秀作品不多的根本原因。掌握短、中、长篇小说需要不同的作家才能。王安忆的才华在于建构中篇小说。她的两部最好的作品《小宝庄》和《叔叔的故事》都是中篇小说，但她没有明确的自我意识，盲目追求大境界。她多次表达了对托尔斯泰的崇拜。她认为托尔斯泰使用的现实主义材料都是大的，喜欢那种纪念性的东西，比如大战争，“所以他的精神世界也是广阔而壮丽的”(王安忆《精神世界——王安忆小说笔记》)，但她使用的材料很少，这与她的人生局限有关。这种观点似是而非。比起浩瀚的生命时间空，短暂而渺小的个体生命总是太有限。说到人生的局限，托尔斯泰当年的局限远远胜过现在的作家。作家写的东西，不一定非要写个人。所以，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对人生，对世界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他只有胸怀宽广，波澜壮阔(当然这还不够)，才能写出伟大的作品。
王安忆的局限在于，她知道托尔斯泰是她“永远达不到的理想”，但她不得不与自己竞争，试图有所作为。她在分析《心灵世界里的复活》的时候，曾经说过托尔斯泰花了十年的时间创作这部小说，但是现在哪个作家会磨刀霍霍十年来经营一部小说呢？90年代文学的专业写作和商业化运作，让古典写作成为过去式。王安忆认为张爱玲的境界小，所以她追求的是“大”的境界，她所谓的大不仅仅是大的空间，更是大的数目。也许这是市场经济时代作家的最后选择。高元宝在分析王安忆的创作时，也为她担心:“有些人对她也有很多不满，写了这么多，改了很多，但是特别精辟，影响很大的东西很少。她现在扩散太多了。她好像什么都写，什么都写不出来。不管是谁，什么东西落入她的视野，她总能写出一本丑陋的书。也就是说，她喜欢向读者展示她对笔墨的极强适应能力，尤其是对人物的理解和体贴同情。她好像在演孙武空，不管是谁，她都能进。《长恨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王安忆曾经担心过苏童:“我很担心他会成为畅销书作家。这个故事对他来说太有诱惑力了。他总是着迷于讲一个出奇成功的好故事。为了把故事编好，他会毫不犹豫地走在畅销书的陷阱边缘，面对坠落的危险。”(王安忆:我们在做什么)。然而，不久之后，她写了《长恨歌》，改变了她对“故事”的看法。在接受采访人员采访时，她认为写小说就是写故事，认为《长恨歌》里的故事很好。但恰恰是这部作品，王安忆声称非常满意，这可能算是她最失败的作品之一。特别是小说结尾，有评论认为已经陷入了“大众化”倾向，故事本身也是大众化的。其实流行本身并不可怕，问题是除了流行，还需要高雅，雅俗共赏才是文学的高境界。至于什么是“优雅”，很难界定。可以是叙述优雅，也可以是思想深刻。
《长恨歌》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没有雅俗，而是雅俗不可及。综上所述，是因为王安忆忽视了自己的能力，过于雄心勃勃，试图用王启尧的一生来代表上海的历史，但实际上她做不到。为了表现上海的历史，王安忆常常抛弃主人公王启尧，迫不及待地为人物发声。但是王启尧的很多思想、心理、文字都是看王力可·安义的，所以人物只有一个空架子和一个木偶，埋在作者繁琐的讨论和描述中。为了在这么长的篇幅里把一种叙述方法进行到底，类似的句子、词语和表达方式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比如“是的……”，“比如……”，“意”和“像”，几乎填满每一页，造成阅读疲劳。小说开头有一大段描写“弄堂”、“八卦”、“闺房”，既无拘无束，脱离人物，又有很多描写和论证卡在空洞里，比喻过时，缺乏意象感和画面感，只留下文字的积累。虽然王安忆试图将这种精心的叙事方式进行到底，她认为这种叙事方式是“华丽、细致、基于现实主义的夸张”，但她仍然在第三部分进行了延伸。第三部分是关于王启尧和老克拉的变态爱情，最后被长脚杀死。太“夸张”，似乎经过冗长直白的叙述，就会人为高潮。第三部与前两部的脱节，与《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的情况十分相似。因为前两部明显缺乏故事元素，所以第三部还得补充。结局的处理明显表现出大众化倾向，作家受制于真实事件，忘记了作家应有的想象力和对生活的高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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