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波 第六轮康波竞争即将开启:如何评估?机会在哪?


资料来源:罗杰斯,《创新的扩散》;东方证券
接下来,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在康博首轮处于什么位置?每一轮康柏都有一个或几个有代表性的创新和由此产生的支柱产业。图5展示了人类历史上的四轮康博。第一轮康柏的标志是蒸汽机的使用、纺纱机的发明和纺织工业的诞生。起点是1790年;第二轮康博以铁路和炼铁工业为标志,从1846年持续到1900年,其中1846年到1872年是上升期,期间铁路里程和铁产量扩大了十几倍,英国经济迅速扩张;第三个坎波以钢铁、电力、石油开采和汽车制造为标志。上升周期是1900年到1929年,结束于20世纪50年代。然后是第四轮康博,以家电创新为代表,如电视和电子工业、飞机、石化工业和计算机。由此可见,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和80年代的全球经济动荡,如1985年前后的美日贸易摩擦、87年的美国存贷危机和80年代初的拉美债务危机,中断了第四轮康博的进程。但在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将人类带入了信息时代,世界进入了低通胀和高经济增长并存的“大放松”时代。图5:人类历史上的四轮康博

来源:pitchbook,https://pitch book . com/news/articles/18-charts-to-diagram-us-VC-in-2018第四,社会包容性,即创新容错机制。罗杰斯在《创新的扩散》中指出,社会区分个人指控和系统指控的倾向和能力会影响创新。一个常见的错误是,一个社会问题本来就是一个制度问题,但承担责任的往往是个人。一方面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会阻碍创新的扩散。第五,文化。中国儒家文化和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到底哪个更有利于创新,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争论。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思想的影响并不深刻,仍然有残余。毕竟中国才告别了一百多年的封建制度。不可否认,儒家文化是包容的,但这种包容指向认同,也就是同化,可能与创新精神有些格格不入。在这里,我们引用格林斯潘的《地图和领土》中的一段话作为参考:“在美国历史上,有一种创业冒险的文化,这种文化催生了创新,并充分利用我们有限的储蓄将创新转化为应用技术。其结果是高生产率的资本资产。”从创新的基本含义来看,格林斯潘认为创新是超越常规思维的。因此,思维约束是创新的潜在威胁。但话又说回来,哈耶克的学生、台湾著名学者林毓生提出了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概念。这也说明儒家文化和创新并没有那么清晰。比如《金融研究》2019年第9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儒家传统与企业创新:文化的力量》的文章。实证分析的结论表明,儒家文化能够明显促进创新,即受儒家文化影响越显著,企业的专利产出水平越高。就具体机制而言,儒家文化可以缓解企业的代理冲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降低专利侵权风险。因此,过早地对儒家文化和创新下结论是不可取的。
05结论如表1所示,根据莫德尔的统计,自人类发展以来,在漫长的世界政治循环中,世界体系发生了五次结构性变化。可以看出,莫德尔的主要分界点是战争。

康波 第六轮康波竞争即将开启:如何评估?机会在哪?


文章图片

资料来源:莫德尔,1987年,《世界政治的长周期》
结合本文的分析,由于第一轮坎波始于18世纪末,葡萄牙周期、荷兰周期、英国第一周期与坎波没有直接关系,而英国第二周期、美国周期与坎波直接对应,与前面的分析一致。由于这一数据是在1987年给出的,所以当时是美苏冷战时期。莫德尔认为,美国在1973年至2000年间丧失了权威,其领导权将在2000年至2030年间受到苏联的挑战。现在,它的预测已经被证伪了。在我看来,这与作者从战争的角度看待政治周期有关。根据本文的分析,从创新的角度来分析世界体系的演变可能是一个更合理的视角。在这方面,东西方“大分流”的科技解释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论据。如果在表1中加入一个“美国第二周期”,那么挑战者的角色将变成中国,中国能否超越美国,把21世纪变成中国的世纪,取决于它能否继续创新,成为主要创新的领导者。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来看,关键问题是:如何引爆一场工业革命?在康博看来,新旧动能的转换需要30年才能实现。如果中国能在制度上发挥优势,避免劣势,可能会加速实现。工业4.0的大方向是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我们认为引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路径可能包括:动力源——从蒸汽机——内燃机——电机——电脑/互联网到ABC;先锋——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能电网、智能医疗、智能服务业平台;新的基础设施——从钢铁——能源到5G、IOT、芯片、计算能力;赋权人民——传统能源产业、服务业、消费品产业和装备产业的渗透;人力资本——科学家,这是前奏,贯穿始终;金融支持-强大的资本市场和私募股权投资。从历史逻辑和因果逻辑来看,我们正处于新一轮康博的起点。它将决定未来世界的格局,也将决定未来半个世纪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