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公民 作为“世界公民” 我们怎么面对一个可能下沉的世界

原创 Zita 三明治
对我来说,这个世界曾经是一张钉在墙上的地图,它的四角微微卷起。
那是小学时,放学回家的我,常常和爷爷玩一种比赛说国家名字的游戏。我们背对地图坐着,嘴里你来我往嘣着国家名字。常常在词汇穷尽的时候,哈哈一笑,我再背后身去看墙上那面地图。什么时候才能去这些地方呢?看到那些在“公鸡”地图之外的陆地和海洋,心里常常忍不住好奇。
爷爷六年前去世了。像中国大多数老人一样,他一生中从未出国过。近代发展经济发达,与中国有很大关系的日本、美国,可能对祖国以外的国家有很强的意识。说起日本,永远是“日本人”,而美国永远是“美国佬”。我父亲也不喜欢日本。有一次我提到要去日本旅游,我爸皱起眉头,露出一副拒绝的表情。
爸爸年轻时,是空军队里的伞兵,尽管退伍多年,但是部队士兵的特质还是时常体现在他身上。比如每天总是早起,被子总是叠的很整齐。还有对国家的那种强烈的认同感。
的确,日本侵华期间,日本军队也深入我的家乡。我听老人说,日本兵来了就怕住在家里,当年都躲在外面。我爷爷曾经直面“日本鬼子”。那时,他还是个小男孩。一天,他在路上遇到了一支日本军队。那人叫他过去。想必,我爷爷当时一定吓坏了。但对方没有拿出刺刀,而是一起拿出年糕,掰下来塞给他,让他回去。
我小时候听到爷爷描述这一段经历时,觉得很不可思议。什么?日本鬼子没有想要杀你?甚至没有揍你? 这段描述就像一个脱靶的小飞镖,完全偏离了我当时脑海中已既定形成的靶心。
多年后,当我读广岛时,我看到了与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叙述相对应的日本一面。这就是他们作为战争受害者的表现。
也许很多人知道这本书,它是美国采访人员约翰·赫西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之后深入当地采访记录的六位幸存者的故事。这本书中真实的记录了爆炸那一瞬和那一瞬发生之后的数日数年里的广岛人。
在面对灾难时的自然反应中,有很多非常“日本化”的片段,比如描述爆炸后被埋在废墟下的人,求助时依然用礼貌的询问,比如“你能救我吗?”也有当晚躺在河堤上的受伤居民,第二天清晨在寂静中死去,几乎没有人在痛苦中尖叫或哭泣。有记录的幸存者之一,在核爆炸之前,是一个罐头厂的年轻女工,她二十多岁,正准备和未婚夫结婚,但原子弹改变了一切。之后,她成为了一名修女,并致力于帮助解决当地孤儿的接收和教育问题。许多孤儿的父亲都是抗击日本军队的美国士兵。
多年之后,这位叫佐佐木的日本女士认为"战争之下人人都是受害者"。中国人受到日本人的侵略,年轻的日本士兵和美国士兵被迫卷入战争,在战场上丧生或致残。她说:人们对原子弹的威力关注得太多,但对战争的恶却关注得不够。
回头看看在乡间小路拦住爷爷的日本兵,毫无疑问,他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被迫离开家人,去中国偏远的村庄扎营。他一定是个儿子,也许是丈夫和父亲。也许那天,他只是想起了他在日本的孩子,所以他拿出零食给了中国孩子。
尽管当过兵的爸爸一直对日本怀有恶感,但去年我还是带爸妈一起去日本旅行了一趟。之前他们的旅游范围都在国内,因而我猜想对出国旅行的期待暂时让我爸放下了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成见。
活到六十多岁,第一次出国,一切都充满新鲜感。印着helloKitty猫的火车、干净精致的榻榻米民宿、虽小但营养均衡的饭菜、路边随处可见的自动售货机、点头的陌生人,以及戴着双筒望远镜观察人流的公交车站工作人员...这些真实的风景和人都是用日本这个词改写的。虽然父母无法用语言与当地人交流,但当对方微笑点头时,他们会回报以同样的微笑和动作,当他们发现公交车上的乘客很安静时,会提醒对方小声说话。看着干净的街巷,我也会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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