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一直被认为是狄更斯个人写作转型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的出现不仅承载了狄更斯与凯瑟琳破裂的婚姻和灰暗的晚年，也暴露了他不幸的家庭经历和极端的女性观念，具有狄更斯个人史诗的价值。1859年，狄更斯谈到《双城记》的创作经历，说:“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创作《双城记》，经过无数次修改，终于满意了。能够报答我创作中的辛苦，绝不是金钱什么的，而是小说的主题和创作完成时的喜悦。”的确，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精心设置了两座城市、两座银行、两座监狱和精巧的小说环形结构，为了突出爱与宽恕的主题和人道主义精神，他还塑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主人公形象，分别是大善大恶、大美大丑。在紧凑的对比中，他用感性的笔尖在人们心中激起了一阵道德的紧张和刺激，这无疑是狄更斯的又一部小说。尽管评论界围绕《双城记》的论文很多，但大多倾向于从社会史的角度将两位女主人公搁置一旁，或将她们的形象归为人道主义天使和革命狂潮的化身，而对她们的具体特征分析甚少。当我重读文学经典《双城记》时，我发现其中隐含着狄更斯对两极分化女性的观点。两位女主人公的形象，一个被定义为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对男人温柔顺从，充当家庭保姆的“家庭天使”；另一个和阁楼上的疯女人一样，是个高大的魔鬼。小说中，美丽的人露西被刻画得极其美丽善良，仿佛她是被这种习俗束缚的美的最积极的体现；然而，对复仇女巫德伐日夫人的描述却极其恐怖和夸张，仿佛她跳进了塞纳河，洗不掉这个世界的罪恶。男性角色对露西·磁石有怜悯和热爱，他们的钦佩和欣赏是无法抑制的。他们视她为心灵的避风港和精神的温柔之地；然而，她害怕德伐日太太三英尺，害怕避开它，但她是唯一一个跟着她，生活在她的恐惧的阴影下。她们的诞生讲述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美德和作家的理想希望和不幸，具有特殊的文学价值。她们形象的基调化、片面性和程式化，也反映了虚假道德和个人经验对女性的束缚和扭曲，具有潜在而深刻的批判意义。
四、结语：女性天空的高低与文学批评的拓展
在人类成长的历史中，长期的性别压抑迫使女性沦为下属，失语和隐蔽。长期以来，在男性“异样”的眼光下，女性自身及其生活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中一直是“奇异”的，男性对女性有“安排”“解释”和“注解”。因此，现代作家萧红曾感叹“女性的天空空低”。但进入19世纪以来，女性作家从幕后走向前台后又强势崛起，积极书写女性自身及其真实处境，多维度呈现女性的感受、思想、爱情和行动，描绘现代女性的自尊、自爱和自立，引领她们在现实生活中改善生存环境、掌控人生方向。随着20世纪以来女性的觉醒，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蓬勃发展，女性终于可以“做出自己的‘解答’和‘笔记’”。近两百年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拨乱反正，引领潮流。它的确为女性的生存、女性的体验、女性的声音打开了一扇窗、一扇门，甚至建起了一座“自己的房子”，以多种形式拓展了“女性的日子空”。
毋庸讳言，在社会生活中，男性往往带着偏见去思考女性问题，即使是对女性的保护行为，实则通过隐形意识的灌输来制造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关系，使女性将传统观念内化为自己的行为与思想。而在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作为由男性“用笔创造出来的”创造物，也仍然“被监禁在笔杆之中”。因此，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是被塑造的女性镜像、被物化的女性存在、被压抑的女性身份。她们或者落入传统男性刻画女性的窠臼之中，套用“天使与怪物”的模子造出；或者被简化为男性物欲关注的一具肉体；或者被“去性别化”，消灭女性特质。而她们在小说中的命运往往是受人摆弄，为父权做陪衬；在性爱关系中女性是性欲施加的对象，是无法获得爱的无爱女性。更进一步说，被禁锢在文本中的女性无法发声为自我辩白，言语的机会被转移到男性身上，女性被刻写、被代表、被划分为附属的“他者”，女性的“她”性别似乎要消失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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