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大同纪录片《大同》：从宏大的政策叙述中进入人物的细微心理描述( 四 ) 摄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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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作为非虚构类的叙事典型，显然其叙事手段无法做到虚构类影像那样灵活多变。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完成纪录片叙事的是——时间。"纪录片是生长出来的"，事先没有一个完全固定的有关这个故事的先在文本，耿彦波的连任又离任完全是偶然性的事件。而作为创作者，只能静静等候事实的发展与改变，等待时间的推移——时间的叙事。时间作为整个叙事的真正主体也是纪录片与故事片的一个较常见的区隔。创作者在后期剪辑中对时间的叙事内容进行再选取、再组织与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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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创作者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叙事主体。摄影机作为整个叙事工具，它必须借助持摄影机的人才能完成其表达。摄影机的透镜与人眼类似，能够呈现一种自己有别于人的观看方式，这是其获得主体性的依据。但摄影机主体是无生命的主体，或者是一个主体框架，任何主体皆可进驻其中。当摄影师手持摄影机进行拍摄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帕索里尼所言的：间接性话语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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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的影片，很大程度上诠释了类似于帕索里尼所言的间接性话语的双重叙事主体结构。即摄影机的冷静旁观与摄影师声音的主观介入共同构成"旁观者"的闯入，在事件之中毫无关联，却能获得像一个涉事者一样的深入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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