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真发表的《聂绀弩刑事档案》_图

梁：张义和最近在《南方周末》发表两篇文章，引发了关于吹哨与悔恨、真相与和解等诸多话题的热烈讨论和争论。这两篇文章的价值不言而喻，无疑为中国人的历史思考注入了新的动力。人们的讨论还涉及到档案的开放和使用。显然，于震出版的《聂刚女刑事档案》直接引发了张义和的写作。余震作为一名退休的政法机关领导干部，从亲自接触档案开始，以浓郁的人文气息写下了这本书，打开了有兴趣了解和反思中国当代历史的读者的眼睛。
毕：毫无疑问，档案是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揭开档案的秘密，往往成为历史创新的起点。但中国有特殊的国情。根据《档案法》和《实施办法》，档案馆自设立之日起向社会开放30年，但关系国防、外交、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等重要国家利益的，及其他档案馆馆龄已达30年，逾期后觉得不适合开放的档案馆，经上级档案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延期对外开放。也就是说，哪些文件可以开放30年历史解密档案，哪些文件不开放30年，行政部门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由特定个人决定。一些学者关注的档案往往30年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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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历史研究者希望档案越开放越好。对于行政部门和自由裁量权的人员，严格控制会减少麻烦。因此，很多与重大历史有关的档案，普通学者是看不到的。某些文件只能由官方机构的特定人员访问。他们制作了专着后，只能经过一定的审查程序，才能公开出版。凡引用档案的专着出版后，普通学者和大众才能窥探档案中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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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这会创建一个模糊区域。有的档案，从时间上看，已经过了30年，达到了通常泄密的时间要求；就内容而言，它们仍然是敏感的。有些人因为工作而接触到这种档案，谨慎而含蓄地采用这种档案，为读者打开了新的视野。但对于想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来说，他们仍然看不到这类档案的大体情况，觉得自己在挠头。
Liang：这呈现了一个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的现实。在严谨的历史研究中，解密档案的使用必须给出保存地点、档案的基本信息、档案的档案和详细编号、图像保存状况。学者们都明白这个常识。但在中国的现实中，有些环节是做不到的。这个人不想这样做，但如果这样做会有副作用。对于这些有疑问和限制的文件的发布，以及在此基础上改进的结果，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欢迎的。你能说这些关于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毫无意义吗？如果按照某种严格的标准，可以说中国当代史的许多研究成果都不够规范。例如，在一些党史相关的课题上，只有对研究对象的档案进行完整的审查，才能保证研究工作。但事实上，越是重要的课题，就越难获得这样的研究条件。别说私人学者，官方机构的研究人员也不得不面对档案的困境。为什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在口述历史上挣扎？当然，因为口述历史本身的魅力，也是因为不得不面对档案管理的现状。
【寓真发表的《聂绀弩刑事档案》_图】毕：如果超越中国的现实，让每一个文学史家都以档案公开的理想状态来赞美和批评他们的学术作品，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有不切实际的书呆子才会想到研究中国当代历史，并在档案完全公开的情况下完成它。在实际情况下，我们不能要求所有学术工作都达到国际公认的引用标准，而是要观察其结果提供历史事实的可能性，或提供历史线索和历史方向的可能性。所有这些学术工作，无论其地位如何，只要有利于历史研究和启发，都应该受到尊重。不必轻易怀疑他人的身份和动机，而是要评估他们研究工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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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现在有人听说一些新的历史记载被公布了，这可能和他们自己对历史人物的判断不同。他们用纯粹的学术理论来追责。这是不合适的。我仍然倾向于了解探险家在模糊地带的困境。只要大方向和历史线索有利于深入研究，他们的学术贡献就应该得到认可和欢迎。对于任何有利于历史研究的努力，我们不妨善待。让我们记住梁启超在《清代学术研究概论》中提出的一条历史研究应该坚持的规则：“辩论是基于这个问题，主题是温和的。虽然他拒绝挥霍自己的意见，他仍然尊重别人的意见。霸道，牵连或牵连，或影射嘲笑历史解密档案，都认为是不道德的。”
毕：同时，我们必须继续推动档案馆向公众开放。让更多的模糊区域成为透明区域，更多的档案馆将成为学术研究的公共工具。这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