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司马迁是因何事入狱的?
请问司马迁是因何事入狱的?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解开谜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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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 。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 。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 。司马迁不作声 。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百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 。
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 。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 。」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 。汉武帝时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钱五十万减死一等 。但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马迁拿不出这一笔钱,只能受「腐刑」(宫刑)来选择「偷生」这条路 。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
身心备受摧残、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马迁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他决心以残烛之年,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 。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终于出狱 。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 。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中家之言」的巨著──《史记》 。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百称为《史记》 。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 。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 。
《史记》有本纪十二,列传七十,此外还有世家三十、表十、书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史事 。「本纪」是全书的总纲,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 。「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年大事记,起提纲挚领的作用 。
「世家」亦以编年为体,记述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响的人物 。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国,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 「陈涉世家」等 。「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 。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 。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 。前一类列传有「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后一类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 。
「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 。「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绩,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简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 。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 。
「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记载免于繁冗 。「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等等 。其中尤以「平准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 。历来人们称《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强调本纪和列传的重要性 。其实,作为全书的组成部分,表、书、世家都有纪、传不能代替的独立的价值,严格地说,它应是纪传志书体,是一种综合体史书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
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 。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 。「究天人之际」,司马迁首先强调天人相分,即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干的 。在《伯夷列传》里,他以伯夷、叔齐和颜渊为例,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进行批评,说「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专犯忌讳的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反之,公正发愤的人,常「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 。
由此,他深沉地写道:「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对项羽英雄一世但从不自察,临死之前还一再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持严肃批判的态度,说是「岂不谬哉!」他对汉武帝大肆挥霍搞封禅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动,予以深刻的揭露,认为这种活动毒害了社会风气,「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强烈的讽刺 。而在写到人的活动时,刻意写出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三十世家,是要写出「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传,是要写出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的活动 。
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动放到如此重要的历史位置上来看待 。他还把人的活动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这是「国之将兴」的征兆;而「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 。进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后论一他还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后论)「通古今之变」,包含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 。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这从《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纪》至《高祖本纪》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际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见其大概 。五帝、三代因历史太久远,无法「论次其年月」 。
《三代世表》至《十二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 。接下去是《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历史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 。《秦楚之际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 。对这段历史,司马迁写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 。这四表不仅首尾相衔,贯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反映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卓越见解 。
其次,在叙述历史变化过程中还阐扬他的历史进化观 。他的这种见解,在「八书」中贯彻得尤为突出 。第三,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题 。《太史公自序》在讲到撰述「本纪」时,提出对于历代帝王业绩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详察其何以终;于其极盛时要看到它日渐衰落的迹象 。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 。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
【请问司马迁是因何事入狱的?】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八篇,均已散伕,唯《艺文类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赋》片段 。他的《报任安(少卿)书》,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散文 。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的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表达了自已发愤著书、创作《史记》的决心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 。《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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