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药典》忍冬认定的不妥
•“忍冬”之名的含义有自古指代与外来译代之分、广义与狭义之分、中药名称与植物名称之分 。“中药忍冬”是一个自古就有的概念，而“植物忍冬(种)”是一个后来的外来的概念 。【《中国药典》忍冬认定的不妥】 •1963年版《中国药典》将“中药忍冬”直接对接为“植物忍冬 (种)”，以一个后来的、外来拉丁译名取代了一个中国自古名称，以一个植物名称取代了一个中药名称，以一个小概念取代了一个大概念，造成今天的混乱 。
•片面强调植物学分类，强调一物一名才能实现中药质量控制，从根本上忽略了中医药属于复杂系统的属性，实际上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客观上造成了不尊重中医药自身理论体系和规律的严重后果 。
随着2015年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即将问世，南北金银花名分之争再度燃起战火 。表面看来这场纠纷起源于2005年《中国药典》将南北金银花分开，分别称为金银花、山银花，实际根源在于1963年第一次《中国药典》收载，对于中药“忍冬藤”及其花蕾“金银花”认定的偏颇 。因为国家药典委声称2005年《中国药典》将其分开的“理由”是“1977年版增加的金银花多基原缺乏依据”，此前1963年版《中国药典》认定的忍冬藤与金银花，就只有Lonicera japonica Thunb的藤及其花蕾这一种，没有别的物种 。
“中药忍冬”非“植物忍冬”
中国中药名称忍冬的起源与实物
最早记载“忍冬”为药材的是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但此书对“忍冬”原植物和药材的形态未做任何描述，仅云：忍冬茎叶挫数壶煮 。其后陶弘景所著《本草经集注》转载《名医别录》描述：“忍冬味甘，温，无毒 。主治寒热、身肿，久服轻身，长年，益寿 。十二月采，阴干 。今处处皆有，似藤生，凌冬不凋，故名忍冬 。” 这是有关“中药忍冬”的最早记载 。
上述原始文献明确记载了有关“中药忍冬”的以下信息：1.中药忍冬起源于我国东晋、南北朝时期；2.中药忍冬产地“处处皆有”；3.中药忍冬形态以“似藤生，凌冬不凋”为其特点，符合这个特点的就是中药忍冬，它包括了“处处皆有”、生长形态近似的多种“藤叶凌冬不凋”的植物；4.记载中药忍冬的医家是南方医家 。古代医家所用药物均为自采自用，医家即是药物学家，并无药物的市场流通，更别说南北远距离异地流通，当时学术交流也不发达，所以中药忍冬之名是起源于南方的 。
西方植物学名称忍冬的起源与实物
当1840年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西方自然科学进入中国 。采用拉丁文命名方式的西方植物分类学名称开始在中国流传，并与中国植物相对接，即将拉丁名称对接本土实物再取中文译名 。原“忍冬”之名被借用成为科名、属名、种名，就有了“忍冬科、忍冬属、忍冬”之分 。忍冬科是双子叶植物纲下的一科，为灌木、小乔木或木质藤本 。忍冬属(拉丁学名：Lonicera Linn.)是忍冬科下的一个属，为常绿或者落叶直立灌木或矮灌木，极少物种是小乔木状和缠绕藤本 。忍冬(种)为多年生半常绿缠绕灌木 。
此忍冬与彼忍冬的差异
从上面的历史发展和有关记载不难看出：“忍冬”之名有起源的时代不同，有“先忍冬”和“后忍冬”的差别 。因此其含义有自古指代与外来译代之分；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有中药名称与植物名称之分 。毫无疑问，“中药忍冬”是一个较宽的概念，而“植物忍冬(种)”是一个很狭窄的概念 。据1988年出版《中国植物志》记载，作为金银花中药材商品使用的共有18种忍冬属植物的花蕾 。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陈敏研究员面对采访时说：“其实最早记载的金银花并没有图文并茂的那种特别完整的东西，它讲的实际上是一类，其实就是忍冬属这一类的东西 。”
“中药忍冬”是一个自古就有的概念，有其特定的内涵，而“植物忍冬(种)”是一个后来的外来的概念，也有它自身的内涵 。这两个名称的内涵是不对等的，将此二者简单转换缺乏科学性，很不严谨 。
学术名称在时代的演进中发生了变化，而有了广义与狭义的区别，这种现象并不罕见 。例如，我国“广义的药学”包括中药、化药、生物药，“狭义的药学”并不包括中药，只包括化药、生物药 。又比如“毒药”在古代泛指所有能治病的药物，现代指能引起人体不良反应的药物 。这就需要后来者在使用这些名词时认真考量，谨慎使用，严谨表述，尤其是使用在国家法规上 。
第一版《中国药典》忍冬认定的不妥
遗憾的是我国第一次将中药“忍冬藤”、“金银花”收载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1963年版，直接将“中药忍冬”对接为拉丁学名为Lonicera japonica Thunb.的“植物忍冬 (种)”，以一个后来的名称取代了一个先前的名称，以一个外来拉丁译名取代了一个中国自古名称，以一个植物名称取代了一个中药名称，以一个小概念取代了一个大概念 。这就将Lonicera macranthoides Hand.-Mazz.、Lonicera hypoglauca Miq.、Lonicera confusa DC.、Lonicera fulvotomentosa Hsu et S.C.Cheng等等自古以来均作为中药金银花使用的同属植物均排除在外，直至造成今天的混乱 。
类似的错误典型例子还有五脏的概念 。如“心”的原意，《荀子·解蔽篇》：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 。《礼·大学疏》：总包万虑谓之心 。《黄帝内经》：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 。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 。心主身之血脉 。就是说：我国祖先创造的“中文心”字，主要是指思虑事物的精神意志及其所在的器官 。后来有了中医学，“中医心”才提到了其主管血脉的功能，但中医始祖《黄帝内经》中，论述心主管血脉的分量远不如强调其主管精神意志多 。其实，传承几千年至今，人人使用天天使用的“爱心、伤心、细心、苦心……”等词语之中的“心”才是“中文心”、“中医心”的原意 。而1840年以后西医传入我国，以“heart”对接了“中医心”中主管血脉的那小部分，译为“循环系统的主要器官”，而丢掉了“中文心”、“中医心”中的大部分的主管精神意志的内容 。而此错误反过来又成为西医嘲笑和攻击中医“不科学”的“把柄” 。
确定中药植物来源应依据临床实际
什么是中药？其确定的依据是这两点：中医药理论指导下临床使用的药物；传统中医药古籍中记载的药物 。其他的一切都不能成为确定中药来源的依据 。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国内外认可中国的传统药物是“中药”，它的理论体系就以独立的形式而存在，就不可能用其他理论和依据取而代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国国家标准》、《教育部学科分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学科分类》对中药学均采用单列管理，区别于“狭义的药学”，均显示出其理论体系与应用实践的独特性 。
虽然现代人去追踪中药的植物来源的确定问题似乎比较复杂，但是有一点并不复杂 。那就是：中国祖先们记载中药忍冬藤、金银花，并不是依据1840年以后才从西方传来的Lonicera japonica Thunb.
中药大部分是植物，但“中药”不等于“植物药”，这是学术界、国家管理体系都泾渭分明的事实 。植物药只是一个可供中药、化药、生物药共同利用的自然资源 。植物分类学、植物化学等等其他一切自然科学都可以成为中药发展的工具和借鉴，起到丰富、补充、微观、量化等作用，但不可能取代，更不可能成为决定性依据 。1963年版《中国药典》第一次收载中药“忍冬藤”、“金银花”时，不应该用植物学分类作为遴选中药物种的筛选入门条件 。片面强调植物学分类，强调一物一名才能实现中药质量控制，从根本忽略了中医药属于复杂系统的属性，实际上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客观上造成了不尊重中医药自身理论体系和规律的严重后果 。
对“国家药典委员会答复”的疑问
2014年6月10日国家药典委员会“给湖南等地药农代表有关‘山银花’问题答复函”坚持称“金银花、山银花必须作为两种药材来管理 。”其理由原文是“记载中药材药用历史的，应是传统的本草书籍，而从本草考证来看，金银花药材的来源只能是忍冬；民间习称、地方名称以及地方志等，不能作为中药材的药用历史依据 。”关于这个答复有4点疑问 。
第一，答复函既然声称“记载中药材药用历史的，应是传统的本草书籍” 。那么国家药典委员会在确定金银花基源就只能是Lonicera japonica Thunb.时，是以什么“本草书籍”的“药用历史”作为依据的呢？而认定葛洪、陶弘景所述的南方忍冬不属于金银花，又是以什么“本草书籍”作为依据的呢？还有，“山银花”之名找不到任何文字记载，居然也被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其依据又在哪里？
第二，答复函说“从本草考证来看，金银花药材的来源只能是忍冬”这不错，但药典委员会从本草考证出来的金银花药材来源就是Lonicera japonica Thunb.吗？《本草纲目》记载金银花“其花长瓣，垂须，黄白相半” 。南方金银花的“垂须”较“植物忍冬”更为突出，南方金银花才是《本草纲目》所记载的正品金银花 。回顾本草文献不难发现，是沈括、王介、李时珍、兰茂、吴鞠通、叶天士、倪朱谟、王孟英、黄宫绣等南方的医药学家造就了“金银花”这一中药品牌 。当时的这些南方医家，他们就地取材，以南方常见的忍冬花蕾入药可能大，而以主产于北方的“植物忍冬”用于临床可能性小 。可以说，历史上实际是由被《中国药典》所称的“山银花”们造就了“金银花”这一中药品牌 。
第三，答复函说“民间习称、地方名称以及地方志等，不能作为中药材的药用历史依据” 。古典医藉、本草著作中的中药名称难道不是来自于民间习称、地方名称？众所周知，“中药”是我国祖先在生活与生产实际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几千年历史长河积淀的结晶 。通常某味中药一开始时只是在一个小的区域内使用，被称为“草药” 。随着疗效的被确定，慢慢流传开来被更多人使用，然后被当地医家收载进入本草学著作之中 。随着时代延续，流传更广，从民间医家的个人著作记载，逐步进入大型的医书甚至官方的本草著作，即成为“官药” 。可以说每一个“官药”其原本都是“草药”，中药名称也是从民间口头流传，逐步走向医家的著作、地方志记载、本草著作的收载，最后进入《中国药典》的 。
第四，中药监管是为临床用药服务的，对于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用法用量还没有发现其区别的多基源中药，急于实施“一物一名”，会使临床医生无法适从，显然弊大于利 。中药材进入人体后的综合效应不是单一化学成分与药物靶点对应关系，片面强调一物一名才能实现中药质量控制，实际上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根本忽略了中医药属于复杂系统的属性，是主观或客观上不尊重中医药传统规律的表现 。目前，黄芪、黄精、麻黄、大黄、山楂等常用中药，多基源共享同一品牌传统用名，不是临床用药与药政监管并无抵牾吗？
(五位作者单位分别为西南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湖北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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