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实事求是，尊重实践。
最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是，无论是作为领导还是作为学者，陶老对实践的尊重，对实践者的倾听，都是他实事求是的作风。中国其实有很多地位平等的学者，但是能够高度重视实践，尊重实践，将自己的人格信仰与所学相融合的学者并不多。2007年，CPPCC报纸《教育周刊》举办了一次关于私立教育产权的沙龙。他不知从哪里听说这件事后，特意派人到报社去听取大家的意见。后来才知道，他是州长的顾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教育协会副主席，民办教育工作者协会主席。他身边的人告诉我，每当他关心的时候，他都会尽一切可能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做研究。
笔者高度认同《中小学管理》杂志原主编沙培宁的评价:和袁隆平先生类似，他们的问题都是从广袤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问题；他们的研究立足场域，回归场域，天地一体，充满场景感和生活感；他们的成就都是给地球带来希望，让生命更加充实的成就。他们从不自言自语，陷入猜测，从不云山雾罩。对他们来说，实践是最大的问题库、最大的资源库、最强的动力源。陶老既是一线教育改革实践者的启蒙者和领航者，也是他们细心的倾听者、对话者、欣赏者和陪伴者。因为他心里有大问题，即使他分析练习的细节，也能“小而不小”，理清“手术”中的“道”，深挖“做这个”的“意义”；正因为他对教育的崇敬和强烈的感情，他才能在同理心、理性和共同事业的过程中与改革者产生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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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并尊重心脏系统的发展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早期教育研究所所长
苏静
陶老一直关注学前教育的发展。陶老去世后，很多导演都带着真诚追忆陶老。北京市第五幼儿园园长邹平讲述了陶老在2016年6月1日儿童节参加幼儿园活动的故事。当导演把他介绍给孩子和家长时，陶先生说:“不用介绍那么多。如果孩子们不理解，就说有个爷爷来陪他们过儿童节。”。坐的时候还提议给孩子留个最好的位置，怕坐在前面的大人挡住孩子的视线，影响他们看节目。后来他和小朋友一起玩拍手游戏，小朋友们都很乐意和陶爷爷交流互动！陶老谦逊、可亲、平易近人的教育家风范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佩服他！
陶始终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在北京陈鹤琴研究会举办的教育论坛上，他向在场的理事和老师阐述了对陈鹤琴先生教育理念的理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提到20世纪30年代时，给陈鹤琴题了一篇题为《愿与天下父母共读》的序言，并高度赞扬陈鹤琴先生“以科学的头脑和母亲的心写这本书”。陶老转头说，在一次民办系统优秀教师表彰大会上，一位受到表彰的教师代表介绍，她在日常教学过程中经常会想到“如果我是孩子，如果是我的孩子”。陶老说，殊途同归，殊途同归！我们可以看到当年陶行知先生所说的“用科学的头脑和母亲的心写这本书”，与年轻优秀教师所说的“如果我是孩子，如果是我的孩子”之间的关联性和一致性。《如果我是孩子》对应的是“具有科学头脑”，强调教育要遵循孩子的发展规律，尊重和理解孩子的年龄特点，有一颗童心，有同理心；而“如果是我的孩子”对应的是“妈妈的心”，这说明教育者心中应该有大爱。
陶老一直关注着北京学前教育的发展。2001年，时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老推动颁布了《北京市学前教育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地方性学前教育法规。陶老多次强调学前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重要性，这应该得到法律的保障。为了让出台的法律法规更有针对性，他亲自深入社区调研社区托幼问题，深入街道和农村托幼机构了解他们的困难。2017年夏天，北京市教委领导请他对北京的教育提出建议时，陶老首先提到了学前教育的发展。他非常关心北京的一些区，因为学位的压力，积极尝试发展半日制两部制的做法。他说，如果北京有更多的半日公园，恐怕很难让人民满意。并向教委领导建议一定要做好调研工作。在陶老的积极倡议下，北京市教委领导指示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尽快进行调查分析。他认为，解决普通人入园难的问题，不仅仅是教育部门“克服困难”、牺牲地方利益或降低质量来解决问题的努力；而是要动员全社会各方面关心学前教育的发展，真正满足普通人的需求，满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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