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列宁事件印度疫情鲜为人知的一面：一些中国人断了“救命药”( 二 ) 印度

像格列卫一样，布洛芬是一种抑制BTK的靶向药物。最初，这种药物的国内价格为48600元/盒，大多数患者根本负担不起。虽然2018年纳入医保后价格降到了17010元/盒，但还是让很多患者难以承受。
【格列宁事件印度疫情鲜为人知的一面：一些中国人断了“救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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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个月都要去买进口药布洛芬
借助艺术表现手法，药神触摸到了中国癌症患者在刀刃上行走的残酷一面。但现实世界可能比电影更复杂更残酷。为什么中国人非要去印度找仿制药，而不是便宜的抗癌药？
印度仿制药如此便宜的原因是印度的土地、劳动力和设备更便宜。印度一条生产线的成本比西方国家低40%，人工成本只有西方国家的一半。
因此，类似《药神》中从印度购买仿制药的事件，每天都在中国上演。从印度找代购、寄快递药品是很多中国患者的常态；有在印度工作的中国人，回国后会给病人带各种非专利抗癌药。他们都是真正的“药神”。
印度仿制药神话的提炼
可以说，专利权是制药公司的生命，是研发的根本动力，也是他们对新药销售和定价的绝对控制权。
只有在印度是一个特例。长期以来，印度专利法不承认药品专利，因此印度制药公司可以大规模模仿国际制药巨头开发的新药。
它也始于1947年印度的民族独立。
当时印度的医疗市场基本被跨国制药公司垄断。一方面是药价高，另一方面是居民穷。一些抗癌药物的价格甚至是印度人均收入的30多倍。他们宁愿不吃药，也不愿让药吃掉他们。
印度也不傻，看到美国、以色列等国家的一些制药公司通过仿制药发家致富，而自己国家的需求巨大。因此，在这个时候，在印度生产和销售的仿制药也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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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甘地总理主导了印度独立后的第一部专利法，该法规定药品只能获得工艺专利，不能获得产品专利。也就是说，在印度，药品专利保护自此被废除，低价是主旋律。
他们引入了其他附属规则，坚持认为医疗消费是穷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正如甘地夫人在1981年日内瓦大会上所说:
“我认为，在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里，医学发现不应该获得专利，不应该在生死之间获得巨额利润。”
仿制药行业可以赚钱，让国内患者买得起救命药。印度政府当然需要支持。为此颁布了各种外汇法，将在印度经营的跨国制药公司排挤出去。
除此之外，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法律团队去美国上下学，并派出了一个研发团队去美国学习。搞清楚技术研发细节和审核门道后，他们从中国和其他市场购买廉价原材料，并在本国投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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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印度后来加入了世贸组织，但印度仍然想尽一切办法对药品实施强制专利许可。他们调解国际规则的态度和手段不合理，为其仿制药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例如，他们修改了专利法，只对1995年后发明的新药提供专利保护；比如他们对西方专利药的工艺流程稍加修改，或者加入一些不影响药效的成分，然后就变成了他们所谓的“新药”，然后在全球低价销售。
早在20世纪80年代，印度就开始大规模出口仿制药，最大的买家其实是美国人。由于种种原因，印度仿制药并没有大规模进入中国。几年前，随着药神的流行，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仿制药供应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