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陈涉世家《史记·陈涉世家》中的“首事”与“矫诈” 秦朝|孔子|富贵|刘邦

编者按：本文原载《上海文化》2019年7月号。感谢董成龙博士授权“古典学研究”公众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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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泽乡起义
一
子生于三代之周末，是古代社会的现代人，目睹了古代人世的古今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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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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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听其言而信其行”意味着言行一致；因此，一旦转向“行胜于言”，不仅在于肯定见诸行事胜于空谈，更指明了言行分离的局面，所以“听其言而观其行”。“今之从政者”，“斗筲之人”，也足见政治的古今之变。孔子要挽救三代末流，不愿“托之空言”，而要“见诸行事”，以《春秋》当王法，以言行事。
因为有了言行分离的古今之变，文武殊途即为势所必然，三十世家在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后转入《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便是周末以来文武殊途的标杆。《孔子世家》是“周失其道而《春秋》作”，《陈涉世家》是“秦失其道而陈涉发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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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太史公自序》
孔子教诲以言行事，然而当逢春秋战国的乱世，这种儒家之论易被视作“迂远而阔于事情”。时人如商鞅者，未尝不知晓帝王之道，然而“近己而俗变相类”，所以春秋战国以来多用霸道的“就近”之法，未能“远虑”。反秦时期，刘邦就指出，军事时期不见儒生。儒术的作用要等待汉武帝与窦太后的政争来解决，对于汉家立朝而言，陈涉揭竿而起的历史意义则更大。
二
涉曾为“佣耕”，中途辍耕，“怅恨久之”，与同耕者交心，“苟富贵，无相忘”。旁人笑他痴人说梦，庸耕之人，有何富贵可言？鸿鹄之志，可见一斑。陈涉被发配戍边，途中遭遇大雨，道路不能通，无法按时抵达指定位置，若如此，依法当斩。陈胜以为既然无论如何都是一死，不若“死国”，于是向吴广申说自己的政治算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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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
由头是“当”与“不当”的统治正当性问题，那么眼下接着这个正当，“诈自称”扶苏和项燕，是“便宜”之举，会有诸多响应者。
秦始皇在武力和刑法方面都十分严苛，因此秦二世即位之时，“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虽然秦二世的即位正当性受到质疑，但天下人还是对新君主抱有希望的。“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天下苍生嗷嗷待哺，不正是新君主展示仁德、收拢人心、安定秩序的契机吗？在困苦的黎民面前，很容易树立一个仁君的形象。然而秦二世担心众人不服，就这样放弃了治国安邦的良机，转而采纳赵高的建议，认为“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力”。虽然已经一统六国，却仍然认为当时不应当仿效文教，而万事仍旧取决于武力。问题是，“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治理天下的方法并不复杂，只需要安顿黎民就可以了，秦朝君主舍近求远，终究南辕北辙，可悲可叹。秦朝历经秦始皇、秦二世胡亥，想不通周朝末年以来遗留的历史问题，“终身不悟”，最后身死国灭，“不亦宜乎”？秦始皇和秦二世想的是东游求仙，两位君主都曾向东巡视各郡县，以为东临碣石观沧海，既展示了国朝威力，又有求仙的可能，实在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