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里面的太史公是谁 。 《史记》作者司马迁 ， 西汉人
太史公是谁? 司马光 ， 他编纂的《资治通鉴》 。
司马迁为什么叫“太史公” 太史公自序的解读》
一、汉学的历史意义及地位：
汉代经学的一个鲜明特征是“通经致用” 。 或者说学术尚未脱离政治而独立 。 《太史公自序》:太史公乃论六家之要指曰：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 ， 此务为治者也 ， 直所从言之异路 ， 有省不省耳 。 ”六家之要指在“务为治者也” ， 法天地 ， 授四时 ， 序君臣 ， 列夫妇 。 六家纵有高下 ， 但同是为现今政治服务的 。 “通经致用” ， 就是理论用于实践 ， 《史记·儒林传》：孝文时已有三博士官：1．诗博士：申培公、韩婴 。 2．书经博士：伏胜的弟子欧阳生 。 孝景时 ， 又有三博士官：3．诗博士：辕固生 。 4．春秋博士：董仲舒及胡母生 。 因此 ， 到景帝时 ， 诗就有三家 ， 而春秋也有两家 。 武帝建元五年春 ， 置五经博士 ， 就是增加礼经博士官及易经博士官 。 公孙弘建议 ， 博士可收弟子 ， 名额五十名 。 武帝以后 ， 博士弟子的人数不断增加 ， 这是汉朝的学术机构 。 汉武帝求贤良文学 ， 董仲舒依《春秋》作“天人三策”：“?臣谨案《春秋》之文 ， 求王道之端 ， 得之于正 。 正次王 ， 王次春 。 春者 ， 天之所为也；正者 ， 王之所为也 。 其意曰 ， 上承天之所为 ， 而下以正其所为 ， 正王道之端云尔 。 ” ， 阐述了儒家的政治理论 ， 劝汉武帝行王道 。 学者逐渐摆脱了作为王室私人从属的地位 。 “经义决狱” ， 直判当时一般民事案例 ， 是政治实践 。 《史记·酷吏传》张汤权重一时 ， 仍须求得懂《春秋》经义的儒生支持 。 从“封侯拜相”到公孙弘为相 ， 到文治天下 ， 经学至此确立了它的地位 。 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 ， 确定了汉朝的政治纲领 。 总之 ， 在汉代 ， 学术为政治建立制度规范和寻找理论依据 ， 起了首要的作用 。
二、崇文轻武——汉学的历史观：
1.“法先王”和“法后王”
至于“通经致用”的政治途径 ， 我想 ， 应是“法先王”和“法后王” 。 “法先王”和“法后王” 都需要对历史作一个评价和总结 。 学五经就表明是“法先王” ， 应推崇唐、虞、周的文治精神 ， 是文治盖过了武功 。 至于“法后王” ， 当时一般的意见如贾谊《过秦论》 ， 以为秦二世而亡 ， 不可学而可鉴 ， 根源在于“先诈力而后仁义”《六国年表》：“传曰：法后王 ， 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 。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 ， 同样 ， 《史记》的历史观也是崇文轻武 ， 善善恶恶 ， 贤贤贱不肖 。 《惠景间侯者年表》：“咸表始终 ， 当世仁义成功之著也 。 ”算得上是一个直接正面肯定的例子 。 《秦本纪》引贾谊论 ， 《太史公自序》引董生曰 ， 说明《史记》的历史观 ， 也代表了汉代学界和政界一般的成熟的看法 。
2.称孔子为素王
如果我们现在要为某先生写评传而学力不够 ， 从而褒贬不当 ， 必然会招致批评 。 也就是说 ， 惟堂上能辨堂下之曲 ， 历史学家首先必须是政治学家 ， “神以藏往 ， 智以知来” 历史学家必须能把握历史进程 ， 心目中有一个理想社会 ， 对于一切事情都有是非善恶的标准 ， 而又不得政治上的地位 ， 只好进行纸上的批判 。 子曰：“春秋 ， 天子之事” 。 反之 ， 政治学家也必须是历史学家 。 素王 ， 就是空王 ， 大家承认孔子有才而不得其位 ， 但认为只有他能为汉立法 。 这是对权威——圣人的信仰 。 此时汉学“通经致用”的成分远大于“托古改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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