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是谁说的( 二 )

革命诗情酣畅淋漓

很少有外国诗人能像雪莱一样在中国产生如此巨大而持续的影响。
早在日本求学时，鲁迅就写下我国第一篇评介外国进步浪漫主义诗人的论文《摩罗诗力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和主将，鲁迅认为，诗人（或扩而大之为文艺者）的作用和使命是和民族的兴亡紧密相连的。这与雪莱在《为诗辩护》中把诗人的地位与作用提到第一位，也是一致的。鲁迅写作《摩罗诗力说》的目的，旨在反抗中国“怨而不怒”不痛不痒的诗学传统，号召国民站立起来，以恶魔的姿态唤醒沉睡中的国民，这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动荡社会背景下，成为中国人民亟须的精神食粮。也正是从此开始，雪莱才逐渐为国人所知。
中国新诗的开拓者郭沫若对雪莱的诗作推崇备至，赞其“透彻了美之精神，发挥尽美之神髓的作品。充满着崇高皎洁的愉悦之诗思，世中现存短篇诗无可与比者” 。在1923年2月《创造季刊》刊发的“雪莱纪念号”上，郭沫若首次向中国读者翻译了雪莱脍炙人口的《西风颂》及其他几首抒情诗代表作。在译诗《小引》中，郭沫若坦承：“雪莱是我最敬爱的诗人中之一个。他是自然的宠子，神宗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 。
在新文学代表作《女神》中，强烈的冲破封建藩篱的反抗意识，与雪莱诗歌的内在精神异曲同工。二者跨越时空，遥相呼应，以同样酣畅淋漓的反叛给人们深深的震撼和鼓励。郭沫若说：“雪莱有句话说得好：‘人不能够说，我要作诗。 ’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 。在谈到雪莱诗歌艺术风格时，郭沫若称：“风不是从天外来的。不是心坎中流露出的诗不是真正的诗。雪莱是真正的诗的作者，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
如果说雪莱以性格中“刚”的一面打动了鲁迅和郭沫若，那么，徐志摩的气质则使他更靠近了雪莱温柔的一面。徐志摩认为，雪莱的小诗“很轻灵，很微妙，很真挚，很美丽，读的时候，心灵真是颤动起来，犹如看一块纯洁的水晶，真是内外通灵” 。而他的诗歌温柔静谧，空灵飘逸，不得不说是雪莱的影响使然。徐志摩对雪莱的喜爱之情常常溢于言表，甚至连雪莱覆舟而死也让他称羡不已。

为何雪莱在中国的影响鲜明而深远？

诗歌理论家王珂认为，中国诗人及文人对雪莱的青睐，不仅因为渴盼个体的做人和作文的自由，更因为对民族危机的深切忧患而生的使命意识。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文人一向以“达则兼济天下”为己任， “位卑不敢忘忧国”是中国文人的基本精神气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体混乱，文人们不愿坐而待亡，有着决心起而拯之的神圣使命感。及至百废待兴的文学新时期，都与雪莱等西方后期浪漫主义诗人的生存境遇有共同之处。从五四时期到文革结束后的新文学复兴，雪莱的诗歌精神被赋予强烈的性格力量，具有旗帜与号角的作用。一个典型的五四文学家大都具有三合一的特点，即气质上的浪漫主义，文学信条上的“现实主义” ，基本观点上的人道主义。这种独特的结合，恰恰构成了雪莱的精神空间，可看作其在中国影响长盛不衰的原因，也是雪莱留给今人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