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生茶与熟茶

明清生茶与熟茶
在清光绪二十九年二月,思茅厅饬令倚邦土司采办“贡茶”的《札文》内:“封宾采办先尽贡典,生、熟茶芽办有成数……贡品芽茶及头水官茶速急收……误卯期才缴,定即严提逼追不怠”的记载中,“封宾”就是《茶山茶政碑文》中所载的“二月初十日封宾,又於五月初十日开宾”,也就是每年这期间内,官方封锁茶山,不准茶客入茶山收购茶叶;“头水茶”就是节令“立夏”前采制的春茶;“误卯期”,就是延误农历四月初之限;“生、熟茶芽”分开来说就是:“生茶芽”和“熟茶芽” 。
这就是说,早在清代“贡茶”中就有“生茶”和“熟茶” 。对此,张泓《滇南新语》载:“普茶贡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 。毛尖即雨前所采者……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 。”由此可知,清宫普洱“贡茶”毛茶分毛尖(即蕊茶)和芽茶(包括女儿茶)两类,其中,“毛尖”采于“谷雨”前,“芽茶”采于“谷雨”后 。
《茶山茶政碑文》载:“二月初十日封票起,每担加倍上纳税银七钱,又於五月初十日开票”,也就是每年二月初十日起,官方不给茶商发放“茶引”票,封锁茶山优先征收“贡茶”,直到五月十日起才给茶商发放“茶引”票 。平时每担茶纳税三钱五分,此期间违反该规定者加倍上茶税银 。因而,清代“贡茶”中的“芽茶”为农历三月“谷雨”至“立夏”之间所采制的头水春茶 。
这些散茶征收以后集中到倚邦入仓的时限不准“误卯期”,无论如何也来不及“发酵”;即使来得及发酵,在塑料膜都没有的清代,凭“古六大茶山”当时的气侯等各种条件,根本无法对茶尖实施正常的人工发酵;就算有条件发酵,清宫“贡茶”都是很嫩的“蕊茶”和“芽茶”,按目前各速酵茶厂采用的那种湿度下的长时间“渥堆”,它们多数都必将腐烂无疑 。
因而这里的“熟茶芽”绝不会是现今所指的“人工发酵茶”;只会是鲜茶经“锅炒致熟”以后才揉制和干燥的新近毛茶,亦即“炒青毛茶”;这里的“生茶芽”,也绝不可能是现今所指的“青饼毛料”,而只会是鲜茶“未经锅炒或炒而未熟”就“日光生晒”了揉制、而后干燥的的新近毛茶,即“日晒杀青的新近生茶”,也就是云南总督鄂尔泰所谓“生晒为佳”者;这两种散茶,都属于“传统普洱散茶”;这两种散茶初制工艺,都是普洱散茶传统手工初制法 。
前种初制法的工序依次是:阴冷处摊开“萎晾”,“萎晾”后经过“锅炒至熟”才“揉制”,“揉制”后“干燥” 。“干燥”视天气实情分为晒干、阴干和低于38℃的适温烘干三种,不管采用这三种中的哪种干燥方式,所制作出的散茶都是“炒青毛茶”,因为它们在“揉制”之前的真正的“杀青”工序都是采用“锅炒致熟”的杀青方式 。这种散茶就是真正的“熟茶”,即“已被炒熟”之意 。以该茶压制的茶饼就是上述所提的“熟茶” 。
这种初制法中“锅炒至熟”这道工序才是“杀青”工序,而“揉制”以后“日晒致干”的工序,根本不是“杀青”工序,而是“干燥”工序 。因而不该把这道工序误称为“晒青”,而应该是“晒干” 。所制作的毛茶不该误称为“晒青毛茶”,理应称为“炒青毛茶” 。
【明清生茶与熟茶】 这种茶正常的新茶汤呈橘黄或金黄色 。妥善保存,能自然性后发酵,环境越干燥其发酵越慢,发酵越慢就越纯,在一定期限内越陈越香,因而有长达几十年的珍藏价值 。
后种初制法的工序依次是:阴冷处摊开“萎晾”,“萎晾”后不经锅炒致熟就在烈日下生晒,晒蔫后“揉制”,“揉制”后“干燥”而成 。这里的“干燥”也同样视天气实情分为晒干、阴干和低于38℃的适温烘干三种,但不管采用这三种中的哪种干燥方式,所制作出的散茶都是“晒青毛茶”,因为它们在“揉制”以前的“杀青”工序都是采用“日晒杀青”方式 。这种散茶就是“生晒茶”即上述之“生茶” 。以该茶压制的茶饼就是“生饼”或“青饼” 。
这种茶正常的新茶汤呈淡绿色,气味带生味,但该茶妥善保存也是自然性后发酵,也能长期珍藏,在一定期限内也是越陈越香,而且能除尽生气味 。因而不适应该气味的人,不宜该新茶,宜陈化后才饮用该茶 。
该茶的首期发酵是茶汤由绿色逐步变为橘黄色,后期发酵才使茶汤由橘黄色逐步变成红色 。这种茶受潮发霉是长黄霉 。若制作有误就会使茶叶发红,新茶汤也会提早显红色 。
总之,在清代,鲜茶不经锅炒致熟就直接“生晒”了揉制,而后晒干或低于38℃的适温烘干出的新近毛茶,才是正宗的“晒青毛茶”,也就是真正的“生茶”;以该散茶压制的紧茶,才是正宗的“生饼”或“青饼” 。而由鲜叶经过“锅炒致熟”以后才“揉制”,继而晒干或低于38℃的适温烘干出的新近毛茶,不是“生茶”,而是“熟茶”;以该散茶压制的紧茶,不是“生饼”或“青饼”,而是“熟饼” 。
据传,该地“贡茶”中真正的“晒青生茶”,即正宗“生茶”,为宫女用茶,故又称“宫女茶”或“美容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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