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人信札 为什么是《波斯人信札》 | “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便是唯一的绝对真理”(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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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2年版英译《波斯人信札》
因此，在《波斯人信札》之前，便已有某些波斯人信札，但这些先例的发现，并无损于孟德斯鸠这本书，因为它们早已被人遗忘了。这些源泉从地下冒出，是这部牵动我们之心的作品激起的微澜的结果。我们喜爱的《波斯人信札》之所以至今仍富有生命力，是因为它比在它之前的那些信还提供了某些东西，某些不同的东西。这种百读不厌，常读常新，并不在于小说本身，而且必须承认，尽管孟德斯婷竭力洒上若干香料，小说仍不脱平庸。后房私通的情节，虽取材于夏尔当目睹之事，可在今日读者看来，显得刻意编排，没有莫扎特《后宫诱逃》的优雅韵味。那些妻子或侍妾，不管是否得宠，以及她们的牌女和阉奴，都不太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作者本人也并不把这些认真当做一回事，以避免发生某些张冠李戴的现象。读者对于这种爱情游戏的两地相思和悲剧式的解决，完全无动于衷。孟德斯鸠苦心孤诣地把欧洲日历的日期改写为东方式的日期，这把戏并不能令人心服。把机械的东西这样镶贴在活人身上，只不过凸现了煞费苦心的造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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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纪，从西岱岛望见的巴黎
我们在《波斯人信札》中的注意点不是德黑兰，而是巴黎，1711年至1720年的巴黎，而不跟作为这部书信集装饰品的“月份”计算的任何对应联系起来。一方面，一个虚构的女人，孟德斯鸠一刻都不想为她说什么公道话，只是从夏尔当准确而客观的叙述中借用一些道具而已。《论法的精神》的作者、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比较研究的奠基者，在那些构成严格意义的波斯小说的四十封信中，几乎没有让人对自己的意图有所猜疑。人物的心理、人物所组成的情节，始终都是简单不过的。文质彬彬的郁斯贝克，对于巴黎和法国的现实分析得鞭辟入里，却以令我们反感的无人道的方式——如果我们姑且把这当真——来解决其后房奸情这个难题。
那么，为什么是“波斯”，又为什么是“波斯人”的信？无疑是为了给沙龙消遣，为了解闷，同时通过让公众开心来掩饰其写作的真正目的。就他所感兴趣的问题而言，孟德斯鸠本来也完全可以写墨西哥人信札、日本人信札或者莫斯科人信札的。我们在高比诺的《亚洲新闻》中可以找到高比诺对自己深刻了解的真实波斯的回忆；而这在《波斯人信札》对东方的十分造作的描述中则根本找不到，因为《波斯人信札》的作者对东方问题丝毫不感兴趣。
对于“波斯人怎么会这样”这个问题，必须这样回答：郁斯贝克只是个用来障人眼目的波斯人，不过这个歌喜剧人物穿着借来的服装，把别的某个人掩盖了起来。这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具体的人，而仅仅是一个视孔。乔装打扮是某种观点的面具，是拉开距离以更新思想的障眼法。距离拉大，习以为常的明显事实便不受缆绳的束缚；远离是作为让一种新型人物介入的调和剂。这个假波斯人出现在书中，只是因为他拥有外来人的特权，他是远方来客，故尤其具有否定和缩小的价值。这位异域的人被选来充当我们国家发生的事物的目击者，因为他可以扮演这样的一种角色：他是个无根无影、没有身份的人，是我们熟视无睹的事实的揭露者。
对东方事物进行虚构，要求思想上有切身的经验。中世纪欧洲以自己为中心，把自己的圣事价值作为栖身的堡垒，罗马犹如一个知道自己掌握着尽善尽美的人，生活在这种人所特有的自以为是之中。文艺复兴时代的重大发现，掀开了障蔽眼界的帷幕：人类千差万别，各自与他们的现实联系在一起，犹如我们与我们的现实联系在一起一样。人们不再匆匆忙忙给别人定下某种形象，而多元化的确信不移之事也互相抵触。现代的思想就诞生于这些纷争之中，纷争令人不得不需要某种仲裁，以对相互竞争的真理作出裁决。人们发现犹太—基督教的神启以及各种价值，在世界上只占有狭隘的一隅之地。尽管尚有阻力，真理本身应当改变衡量的尺度这种观念出现了；应当从世界和人类的范围来界定一个真理。身居异乡对西方文明的看不惯，是朝向对普遍认同的一种新意识迈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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