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人信札 为什么是《波斯人信札》 | “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便是唯一的绝对真理”( 三 )
由于新视野的启迪，西方的思想危机自16世纪开始表现出来，这尤其在蒙田的代表作中可以看出。《随笔录》的作者发现了人们习以为常、确信不疑之事的根本缺陷；西方的价值并不比旅行家们向我们肯定的在别处用以保证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那些价值更有内容，更为优势。但是蒙田的清醒思考并不能动摇西方人的自以为是，因为西方人自恃在技术和军事上占有优势。笛卡儿的怀疑只不过是县花一现，它成为用来肯定一种居于胜利地位的道理的支撑点，因为这种道理的教义又把神学睥睨一切的最高权力用来为自己服务。
孟德斯鸠继培尔和丰特奈尔之后，目击了古典本体论的衰亡。这位波尔多青年法官肯定并不想奠定未来的整个形而上学的基础，但是他的并不恢弘的计划，对于启蒙运动时代初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状态来说，仍然很能说明问题。从此再也不能用以前那种已完全陈旧、无可挽回的自以为尽善尽美的观点来思考问题了。《波斯人信札》的思想空间与波舒哀的思想空间是截然不同的对照。《世界史教程》完全以犹太—基督教的拯救灵魂的历史作为世界变化的重心；各个时代的延续、各个帝国和各种文化的嬗变，只是根据《圣经》中的上帝所选择的道路，为了陪伴基督的化身而介入其中而已。波斯出现于波舒哀的历史长卷之中，但它在这画卷中，只扮演跑龙套的角色，为的是更好地宣扬一个纯粹罗马天主教的神明的意图。波舒哀片刻都没有想象到某个人有可能是波斯人。与此同时，在作者死后于1709年发表的《根据经文论政治》，更认为凡尔赛的君主及其专制制度绝对有效，万古长青。路易十四之所欲，就是上帝之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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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十四的宫廷布道师波舒哀主教
1709年，孟德斯鸠29岁，但他所生活的世界，已不是波舒哀的世界。波斯人郁斯贝克，作为冷眼旁观者，注意到了罗马教会的没落：“按照欧洲的现状，天主教不可能在欧洲继续存在五百年”。新教国家，尽管其“变化”受到莫城主教的抨击，却是最为繁荣，也最为强大。作为穆斯林，郁斯贝克置身于基督教各种教派和各种政治习俗的纠纷之外。对于路易十四死亡本身，他的悼词由于冷漠无情，比一切抨击文章都更为严厉：“在位如此之久的君主死了。他在世时，曾使那么多人对他议论纷纷，可他死时，大家都不置一词了。”
受到波舒哀和路易十四一致僧恨的费奈隆去世过早，他的反对只限于一些私下的作品，或者用《泰雷马克历险记》——早于《波斯人信札》的荷马式书信或希腊人书信——这种传奇的面纱来掩饰他的反对。青年孟德斯鸠属于在过于漫长的路易十四时代于凄惨的暮霭中正在结束时进入成年的一代。《波斯人信札》所标明的时间在1711—1720年之间，正处于两个时代、两种价值体系和两种生活方式的过渡时期。这些信是一个结束而另一个开始的编年史。一方面是凡尔赛老人日益没落的巨大阴影，另一方面是一个摆脱了其束缚并不顾一切地投身摄政时期政治和财政实验的社会的骤然减轻压力。专制君主的死亡带来一个巨大的希望，障碍已经扫除，只要从自由开始，一切都似乎有可能实现。为什么法国不会在18世纪取得成功呢？
拉布吕耶尔在其《品格论》中勾勒了一个静止的并日益僵化的社会。这个讽刺作品保卫着家长的价值，而几乎没有触及基础。基础还没有发生问题。巴黎人拉布吕耶尔的各种惊讶、愤慨，令人注意到观察者与其同胞之间，对一种同一性的实质的看法有某些不同之处。波斯人郁斯贝克并没有受这种同一律的默契的束缚；出于波斯人的参照标准，他必然产生一种根本看不惯的心理，从而看穿最巧妙地建立起来的信仰和行为的怪诞。法国人怎么会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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