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人信札 为什么是《波斯人信札》 | “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便是唯一的绝对真理”( 四 )
经过这一番除垢清洗，必然会引起一种毫不容情的批评活动，其中，孟德斯鸠的洞幽烛微，表现得淋滴尽致：政治和宗教，各种禁区无一得免。既自称波斯人，这就是要求享有怀疑一切的特权，也就是要进行理性的比较。不合实际的东方是西方的不合理性最好的揭露者；可以把此处的人跟彼处的人背靠背地对簿公堂，彼此都要在一个上级法庭为自己辩护；习以为常的事实必须为其合法性寻求新的承认。波斯的习俗并不比法国的习俗好，但也不比法国的差。这个波斯人，由于是个揭露真相者，不由自主地扮演了普遍理性的先驱者的角色。“你为了求知，远离祖国”(第106封信），郁斯贝克对他的一个朋友这样写道。为了求知，必须远离祖国，以改变思考问题的中心点，从而一旦回国后，以新的眼光看他的祖国。只是在这时候，思想才会从带有成见转到接近真理。广义相对论就是从改变思考问题的中心点产生的，它给思想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便是唯一的绝对真理。”这条实证主义的公式，概括了《波斯人信札》给我们的裨益。孟德斯鸠是启蒙运动时代的法国人中首先理解这个发现的人之一，而这个发现可能会使波舒哀震惊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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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斯贝克
就这样，假波斯人郁斯贝克以他的形象，预兆了不久之后，在启蒙运动时代公开鼓吹“世界主义”的这个新欧洲人的角色。他有一些先驱者。从17世纪80年代，在废除《南特敕令》前后，形成了一代法国知识分子，他们由于宗教原因而移居国外，成为没有法国的法国人，外国的法国人，英国和荷兰、瑞士和德国的法国人。这些知识分子甘愿为了信仰自由而付出流亡的代价。皮埃尔·培尔和亨利·朱斯泰尔、巴斯纳热·德·博瓦尔、彼埃尔·科斯特和到波斯旅游的约·夏尔当本人，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属于欧洲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群莫基者。他们疏远了专制而无人道的祖国，捍卫着超越于带有偏见的各种利害关系冲突之上的批判精神，成为反对一切意识形态的利已主义和一切民族本位主义的普遍理性的代言人。波斯人郁斯贝克的判断经常与这些国内的外国人不谋而合。背井离乡给这些人提供了一种判断新真理的原则。
十五个世起以来，自以为掌握了一种普遍真理的西方，发现了文化世界的多元性。各种文艺世界都自认为是某种真理的合法所有者，故可以加以垄断。如果有人不愿流于主张“各有各的真理”的悲观论，那就势必要通过某种新的探索来答复相对论的挑战。在各种真理之上，有没有一种真理、一种上级法庭，像公分母那样使所有善意的人的各种愿望和向往——不属于欧洲文化特点姑且不论——通过这一公分母得以通分呢？寻求人类真正的普遍认同的启蒙运动时代的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便是写作《波斯人信札》的原因。
《波斯人信札》属于一种颠倒式的虚构游记：把一个不真实的游客送到一个真实的国家去。这种手法并不新颖；作者装作自己是这个社会环境的局外人，对既定的现实作出新的释读。伏尔秦后来在他的《至微至大》中利用《格列佛游记》的先例，把孟德斯鸠的波斯人改为天外来客，改为休伦人，改为天真汉，多方面地揭露了各种文化龃龉、任意专行和固执偏见。虚构式游记的主人公在假想的视野中寓寄着优美的精神，于是在书中，由于目光的更新，这种精神便在熟悉的世界中表现了出来。西方人对东方所揭示的事物而产生的惊讶，从发现了西方的东方人虚构的惊讶中得到了等价交换，或者说得到了补偿。西方的信仰、态度和行为，在一个对此一无所料的人的眼里，显得就跟易洛魁人和霍顿督人的风俗一样怪诞，一样不可辩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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