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些鼓吹真的能构成我所谓的“反战”意识吗？当然不够。
真正构成电影大师反战意识的是生活本身。生命之树常青，生命本身提供的悲剧冲突远远超出任何戏剧大师的想象。经过多次战斗而战斗、战斗的战争英雄，不是死在战争战场上，而是回到家庭、回到日常生活后死去。
美国短篇小说大师欧亨利的一个结尾技巧是，山峰的突变往往让人措手不及，不得不毫无抵抗地放声大哭。
更尴尬的是，如果死于车祸之类的意外，可以回归命运的无奈，甚至回归存在主义，从而减少英雄本身的古典主义悲剧。
事实是，这位英雄死于一位试图伸出援手的老兵之手。
还有比这更悲惨的命运吗？凶手是PTSD患者的老手。
这个结局绝对是任何有才华的剧作家、编剧、导演都无法想象的。
正因为如此，这个细节给这个人生故事增添了难以承受的意义。因为抛开一切动机、因果关系、一切可能的恶念，仍然无法否认这也是一个战争受害者。是战争让一个可能平淡，可能平凡，可能平庸，却依然能够趋利避害，审时度势的普通人，变成了一个魔鬼，一个杀手，一个抛弃家庭的卑鄙小人。
我看的那场几乎座无虚席。特别令我难忘的是终场出字幕时几乎无人离席。一直等到灯亮，观衆才悄无声息地起身离场。完全没有平时很难避免的喧哗吵闹。真跟大夥儿刚参加完战争英雄的葬礼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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