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同属一个世界 从“乐队赈灾”到“一个世界”:流行音乐的世界想象及其断裂( 四 )


不过,这样一种颠倒和“还原”又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一个“和平演变”或“木马计”得逞的故事。历史的具体展开过程更为复杂。中国大陆的音乐学者谭冰若曾在1986年将这个活动的标题译为“我们同属一个世界”,并分析称:“这首歌曲和60年代由鲍勃·迪伦创作的‘抗敌歌曲’《在风中飙掀》一样,对世界人民起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如果说《在风中飙掀》的内容是针对美国60年代的社会和政治,那么《我们同属一个世界》则是指向80年代世界性的尖锐的弱小民族的生存问题。” 作者从中体察到的,正是这种去政治化的慈善活动背后的政治性,以及世界权力不均衡的情形——尽管其中关于弱小民族生存问题的忧患意识,在同一时期及其后又遭到狭隘化解释,成为发展主义现代化逻辑借以实施有效社会动员的手法之一。
对于欧美来说,流行音乐在空之前就获得了这样的社会融合,直接参与社会事务,也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如果没有电视的普及和广播技术的升级,这种情况将是不可想象的。不过,不乏讽刺,但也是感性的。此时,毫不犹豫地将目光转向“外界”的中国流行音乐,其实是在为自己终于与全球重复的“超级事件”实现了奇妙的“同步”而兴奋。
而今,距特朗普统领下的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有三年。面对疫情,世卫组织勉力支绌,其负责人谭德赛却受到极其恶毒的人身侮辱和攻击。在“单一世界”格局兴衰的间隙,中国的社会状况和结构方式,也变得前所未有地扑朔迷离。至此,假如“我们是世界”仍是值得追求的目标,那么“我们”和“他们”在其中将会构成怎样的关系?几天时间里,眼见许冠杰背靠维港唱响《铁塔凌云》,耳听刘若英隔着屏幕陪歌迷一同唱起《后来》,还有“老狼的朋友圈”传递出的自然、自在与亲切动人,“我们”与“我们”的距离,究竟又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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