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为止好像只有一个学生质疑过我的课，但是让我很伤心。就是我有一次刚开始讲《关雎》，说到“你应该以曾经被爱过为荣，不应该以没有被爱过为荣”，他打断我的话说：“我就是不要被人爱。”我说：“不被人爱并没有什么可光荣的，对什么都无所谓也并不格外高贵。”当然，也没有说服他。我可能有点敏感了，我感到读书的那个时代或许已经结束了，很多时候，爱与被爱不再是一种光荣了。从那以后，我就跟领导商量，缩减了一半的课，让更多的老师来上这个课。
我不认为我谈论的事情适合每个学生，我只是提供了一种思考的可能性。他们还是应该多听老师的话，有更多的选择。自然选择也是北大的传统。
本站：看到序里您说在不断的调整中，把过于卖弄的流行梗删掉了，流行梗在讲课过程中会很受学生们喜欢吗？
张一楠:会有这样的情况。当谈论一个流行现象时，基本上课堂气氛会很热烈。但是，如果这个疫情梗不能很好地解释我想说的话，那么这种热情就是廉价的，应该抛弃。
本站：您所讲的所有文章都指向了士族阶层、士族文化，那么您是怎么理解“士”，以及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张一南:我觉得《儒林外史》就像《哈利·波特》里的“巫师”。他们是不同的人，更好的人，更有趣的人。
“士”的优越来自天赋，但不是来自血统，甚至不是来自职业。“士”的优越是不可剥夺的，并不会因强权或命运的践踏而消失，也不能用财富甚至努力来购买。“士”的不可剥夺性，是中国社会的安全感。
所谓“秀才”可以穷，喜欢说自己穷，但绝不会说“因为我穷，所以做不到”。他不会因为读的书多就说一个女生是“我们村没人要你”，也不会因为一个学者的想法和他不一样就说“你太缺乏社会经验”。
士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士的文化，中国也存在其它的文化，也存在由士的文化演变出的文化。我感兴趣的主要是士的文化。理解了士的思维方式，也就能理解中国文化的很多现象。
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士族精神就是做一个隐士，远离政治斗争。所谓“大隐于市”是陶渊明的理想生活。但是，在你的解读中，陶渊明的逆来顺受，过着自然随意的田园生活，已经被彻底颠覆，成为了刻意获取土地的事情。这种解释会让很多人无法接受。为什么这样解读？有人在你之前读过这个吗？
张一南：首先，仅仅从我文字的表面意思来看，陶渊明“获得土地、刻意为之”靠的也是求官而不是辞官吧。彭泽县令肯定不是陶渊明的理想职位，他不会因为得到这个职位就觉得平生之愿足矣，他做彭泽县令，以及做任何一个官，目的肯定不是建设社会。他不止一次说过自己做官只是为了生计，事实上，中国的士人一直都是这么说的。做官肯定是个俗事，不是个雅事。所谓“大隐隐于市”，只是舍不得辞官的人的自我安慰，事实上，不会有人真的认为做大官、掌实权的人比隐士和文臣更清高的。
唯一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谋生”。这是对我的故事的颠覆，或者说，它让你不舒服。有些人可能会读“为了生计”，他们会明白，如果他们成为官员，他们会有一口窝头——或者五桶米，所以没关系——如果他们不成为官员，他们会直接挨饿。这不符合事实。辞职是世俗利益的牺牲，但不会牺牲到直接饿死的程度。对于士族子弟来说，辞职是一种典型的选择，其实他们都有一定的家庭背景。
我强调陶渊明是有家底的，是因为我们的文化里有一种不良倾向，就是“越穷越光荣”。要夸一个人的时候，不是先说他有多大本事，而是先说他家里穷得一分钱都没有，有一分钱的都不算好人。更过分的是，有人借这种说法，夹带自己的恶意。他们也跟着说，这个读书人穷得一分钱也没有了，但是他接下去，并不说“所以他是个好人”，而是说“所以你看，读书有什么用”。如果你辩解说，其实我们家是有一分钱的，他又会说，“原来是这样，看来你不是好人”。这个毛病我是不惯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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