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私长处啥样图片 惊世骇俗的罗曼史 曾是女人的文学史( 五 )


新京报:艾米莉·狄金森的房间里挂着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的画像。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曾经冒着肺炎的危险穿越巴黎去寻找乔治·沙。他们是陌生人。在当时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坛上,其他优秀的女性作家是否对她们有着特殊的意义?
张玲:因为那个时代很少有杰出的女作家,所以她们的触角自然会扫向分享灵魂的女性——即使她们不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他们也许能在生活中相遇,也许只能通过书信交流,也许只能通过阅读对方的作品来创作欣赏对方的姐妹情谊

弗吉尼亚·伍尔夫比他们晚出生半个多世纪,她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尽管她仍然生活在男性声音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文坛,但她周围的布鲁姆斯伯里集团
出现了一批优秀独立、思维敏捷的女作家、女诗人、女艺术家,伍尔夫与同性挚友之间的交流机会也比以往的女作家广得多。然而,随着同性交流机会和挑战的增加,同性之间的势利和相互排斥开始出现。曼舒菲尔在日记信中谈到了伍尔夫对她的冷淡——这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张玲继承了复旦外语系学生的语文创作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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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语系,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英美文学、中国现代文化和政治。
新京报:读张玲的新书《三种爱》,你有什么感受?
陆建德:男女之间,在保护孩子权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没有爱情的禁区。年龄、种族、财产、家庭地位、健康状况都不应该成为爱情的障碍,但在特定的历史社会语境中,爱情是被各种无形壁垒禁锢的天使。张玲的新作讲述了三个冲破藩篱的爱情故事。应该说,我是《三种爱》最早的读者之一。
几年前,张玲给我寄来了手稿的电子版,这样我就可以先看到它。当时很喜欢,希望她能再写一遍。当我拿到这个纸质版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老朋友们又团聚了。这本书不大,但写起来要花很多时间。了解作家的生活总是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和欣赏他们的作品。
传记写作在欧美国家非常流行,但要写好传记并不容易。首先要深刻了解当时作家的风俗习惯,要充分挖掘作家的书信、日记、笔记以及对相关人物的记忆。传记不断更新,一些老版本被淘汰。为了写《三种爱》,张玲涉猎了很多这样的书,也搜寻了爱情故事主角的故居,给读者一种亲切的场景感。
新京报:张玲在国外读的本科和第一个硕士都是英美文学专业。你认为英美文学教育对她的中文写作有何影响?
陆建德:我和张玲是复旦大学外语系的同学。她79级,低一级,但同学们优秀,互相挑战,形成了一个让母校骄傲的群体。在张玲作品的前部,她回忆起了过去的校园生活,我的眼前也浮现出了她刚入学时的样子。她喜欢创作,从学生时代就听说过。如今她如愿以偿,新作品连续发表20多年,成为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女作家之一。
我来说说外语系学生的语文创作。复旦大学中文系在改革开放初期因为陆信花的“伤疤”而名声大噪,但我不记得外文系的学生是不是都在争陆信花。然而,说外语学生对中国文学不感兴趣是不公平的。我国现代教育体系建立以来,外语系师生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20世纪50年代以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张玲小说的写作和风格受到外语的影响,这不是缺点。我认为我们不能过分依赖对中国句型和中国文学的本质主义想象。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是混合的,中国现代文学是我们传统文学的一部分。新大学成立以来,外语系师生一直走在创作的最前沿。这段历史在很多现代文学史中可能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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