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性恋圈内多年,她知道这是女同群体普遍采用的A卵B怀方式,这样孩子跟两个人都有感情和关系。出柜——找到理想伴侣——生育,其间经历的坎坷难以为外人道,伴侣们也愈发珍惜。圈内人对成功的“家庭”都满怀羡慕与祝福,鲜少看到产生争子纠纷。
小梅一开始没想。2019年,她37岁,是一位曾经流产过一次的老年女性。经过协商,她同意了。据大缇说,朋友介绍他们认识时,她告诉小梅她有生育需求,小梅生下了妈妈的脸。小梅的律师罗卫平提到,大提之前试图说服小梅的是:生完孩子后,两人老了就要互相依靠。
2019年4月7日,在某个生殖服务机构,胚胎被移植到小美体内。
但法院否定了“代孕”理论,认定生雅雅的方式是双方在恋爱期间协商一致后决定的,没有证据证明大榭与小梅之间存在代孕协议。卢玉琼说,法院最后提到,按照现行传统民法理论,应该是“生者为母”。
我国法律明确禁止代孕。针对代孕所生子女的亲子关系认定,法律缺乏相关规定,法律界一般采用的理论主要有血缘说、分娩说、契约说和子女利益最佳说——即供卵者为母、分娩者为母、遵照协议和按孩子利益最大化原则判决。因为无先例可循,小美和大提双方各自揪着“分娩说”和“血缘说”针锋相对。
“只有对我父亲来说,才会说这个孩子是我的同类。中国人的伦理观念,生育是最重要的标准。”现在,小梅的律师罗卫平对案件的最终胜利充满信心。“如果二审认定原告的行为,就会助长非法代孕,衍生出另一个行业,甚至会形成女孩是生育工具的观念”。
大提的律师卢玉琼则否定了这一说法。她主张以血缘关系认定亲子关系,认为“血浓于水” “血脉相连”才是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她解释,这不是对代孕行为的鼓励,社会确实有这一方面的需求。
很快,卢玉琼停止了说话。“不宜说太多,因为这确实是一个敏感话题。”她希望在当代社会,当出生与血亲分离时,法律能对此变化做出相应的规定。
两个母亲
当汽车驶出隧道时,视野突然变宽,道路两旁的新建筑平地而起。下车,走进一个村庄。叫卖声和摩托车喇叭声夹杂着校园里传来的学校铃声。
大提半年没有回到这个“小家”了。
在他们以前的“小家”附近。罗小兰
今年2月26日,丫丫被抱走的当晚,她一个人睡在房子里。闭上眼,孩子出生两个月以来的点点滴滴,像放电影一般涌动在她的脑海里。第3天早上,房东太太看她背着包,问她去哪里,她答岛内。一个月后,她再次回来时直接退了租。
孩子们的衣服在朋友家的阁楼里。她小心翼翼地掀开防尘盖,打开收纳盒,里面装着去年存放的几大包纸尿裤、几罐姐姐从加拿大寄来的奶粉、不同颜色和新旧的瓶子、袜子和整齐叠放着鲜艳卡通图案的小方巾。
一个小黄鸭玩具歪倒在行李箱一侧,用手一捏蹦出响亮的“唧唧”声。她拿起来,放在包里带走。她曾给女儿玩过。
雅雅的衣服。罗小兰
提前买好的夏装没有穿在丫丫身上。小美带着孩子彻底离开了厦门,在外地找了一份工作。在罗渭平的印象里,小美是一个坚强的女人。这件事对她造成了很大的打击,让她无法再跟任何人结成伴侣,余生只会与孩子一起度过。
大缇认为自己更爱女儿,有更客观的条件抚养孩子。她名下有几处房产,在厦门有个人账户,经济条件较好。与小梅同居期间,房租、水电、买菜等生活费用全部由她支付。
但小美通过罗渭平转述,怀疑大提的经济实力,表示自己过去承担了生活开销,“以前和她在一起时是存不了钱的,现在可不会”。她还说自己现在的工资比过去高,且住在弟弟家,不用自己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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