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三中 瓮安少年杀人事件( 七 )


离开少管所那天,他接到了几个初中朋友的电话,六年过去,他们已经是大四学生,忙着找实习、考研。电话的时间很短,朋友们说之后找机会见面啊,他说好。没有别的话可说。
“说实话,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怎么说话。似乎没有话题说几句。”他低着头,声音很轻,几乎听不见。
还在里面的时候就是这样了。他的同学曾经在上课时偷偷地撕稿纸,躲在垒起的教科书后给他写信:高中压力更大了,作业更多了,“闹钟响起,一刻都不能缓”。有朋友在信中说,“想知道你那边的情况,认识了哪些人,他们怎么样?荤菜的肉多不多?素菜的味道好不好?那边你是不是最高?”
其他人抱怨他。为什么我写了那么多信,你只写了一两封?
少管所里不是时时有机会写信,而且陈泗翰没办法写更多所里的事情,“里面的生活没有那么多姿多彩,其实提笔不知道怎么去写。”
后来外面的朋友上了高中,上了大学,生活变得越来越忙碌,写信的频率下降了很多。
他知道自己的圈子早变了,身边的少年不会每天比赛解数学题。抢劫、强奸、伤人,甚至杀人,这是他们身上背的罪名。
他也交了新朋友。聂思齐在2018年认识了陈司翰,他在一次集体活动中主动和陈司翰聊天。都是瓮安人,都在瓮安四中读书。他甚至和“大哥”龙哥去了同一个班。如果不是在少管所的这段经历,聂思齐觉得自己和陈司翰可能永远不会有交集。陈司翰是他印象中最典型的好学生。即使在看守所和少年拘留所呆了六年,他似乎还是一个好学生,没有任何变化。
聂思齐和洪其俊都用“单纯、真诚”来描述他。洪其俊愿意跟陈泗翰说心里话,“在里面找一个这样的人不容易的”。好几次,洪其俊发现他刚跟一个人说完自己的心事,转头整个监区都知道了。有人表面听着,暗地里骂他傻子。但陈泗翰从来不会这样。聂思齐曾经因为一件事“落了难”,所有人都远远走开,只有陈泗翰当他是朋友,无条件的信任他,陪着他。
在研究所聊天,聊得最多的就是外出后的计划。洪想出去打工,攒够钱报个厨师培训班。他想成为一名厨师。聂思齐认为可以回去帮家人管理生意。他唱得好,看起来也不错。他可能也是Tik Tok的网络小名人。陈司翰总是说他想继续学习。“他相信自己仍然可以学习、进步、成长,再次改变自己的人生和命运。”聂思齐说。
2017年洪其俊出狱,陈泗翰告诉他家里的电话或地址。洪其俊给李荣惠打了电话,还加了QQ。今年年初,聂思齐也出来了,到福泉看望李荣惠,跟她说了半小时陈泗翰的近况:他跟监室的孩子相处得都好,没有人欺负他,管教干部们也很喜欢他,但陈泗翰不习惯里面的饮食,有点瘦,回来可以补补。
李荣辉接了两三个类似的电话。当他们说“阿姨,我是陈司翰的”时,他们每次都会得到一张卡片。李荣辉可以感觉到,他们在犹豫自己是“囚犯”还是“朋友”。这些电话让她对儿子的近况更加放心,但她不知道如何与他的新朋友相处。
洪其俊经常在QQ上问她,“陈泗翰什么时候出狱?他最近还好吗?”李荣惠看到了,却很少回复。洪其俊后来去广东打工,也减少了联系,“可能他父母也不希望他跟我们继续来往。”他的声音慢慢低了下去。
聂思齐要去监狱接陈司翰。因为那天他要出差,他不能去,所以他提前给他买了新衣服和鞋子,寄给了他。出狱后,除了聂思齐,陈司翰再也没有联系过研究所的朋友。他知道他不属于那里。在里面,他总是提醒自己保持背部挺直,这是他训练自己的方式,希望能有更多的自制力。他还养成了一些“坏习惯”,比如说骂人。“有时候很难避免与他们互动,我在做出反应之前就已经说了。”回家后,他试图克制自己不再骂人。他有些高兴地说,结果还不错。“我控制不住自己,从来没说过一句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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