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上学。但我只想在梦里摆脱像“坏人”一样的老师和同学，尽量跑远点！
由于年龄和学费的原因，父母决定让我跳过幼儿园和学前班，直接插班进了县城煤矿一所子弟小学。同学大多是矿厂工人的子女，工人在90年代是光鲜的“正式工”，“铁饭碗”。他们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女孩们扎着两根油亮的辫子，别着精致的发卡。男孩们也有着白白净净的脸庞。
第一天，我穿着泛黄的白衬衫和红色羊绒长裤，膝盖又旧又薄，这是我妈妈能找到的最“体面”的衣服。她咔嚓一声把我的头发剪到耳后，说省了洗发水，早上不用扎头发。上学路上，她说:“这条路只带你一次。记住这条路，明天不要忘记。我默默地跟着，走过水泥厂。水泥砖、预制板等。建筑工地上到处都堆着，有大有小，有方有圆。这很奇怪，就像一个大型玩具厂。继续跟着妈妈的步伐，来到水泥厂旁边的小砖房，在里面喂了四头猪，看到妈妈来了就冲她喊。母亲说:“这四只猪是你的。等他们长大了，会卖给你交学费。每人一只猪。“我们又走过一个大斜坡，眼前是一个没有边际的菜园。从这里开始，道路变得蜿蜒曲折，难以辨认。我终于步行到了学校。妈妈回来了。
低着头嘟囔着自我介绍了几句，刚来县城连方言都不会说，更不会说普通话，天真地以为母亲能听懂，其他人也都能听懂。同学们开始哄堂大笑，哈哈哈你在讲什么哈哈哈哈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哈哈哈哈你怎么这么黑。我回到座位上，不知所措。
无论是语文课还是数学课，我总是一脸茫然的看着老师。他们在说什么？
第二天我就迷路了，在那一片大菜园子里，怎么走也找不到学校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算了，不去了，反正也听不懂课。去水泥玩具厂吧！就这样，逃学成了我的日常。即使后来能找到学校了，也常常躲在水泥管道里，放下书包，自顾自地玩耍。书包是二姐用旧的，母亲给了我，可怜的书包，被同学从六楼一次一次扔下去，我一次一次跑上跑下捡回来，书包里的书也被同学撕得找不到课文，画得认不出字来。上学真是糟透了！在水泥城堡里穿来穿去，看蚂蚁搬食物，在水泥管里涂涂画画，去砖房里看看鼾睡的猪崽，多好呀。
没多久我就断断续续逃学，然后传染给了我妈。那天，我高兴地拿着数学试卷对父母说:“看！我数学得了71分！我通过了！”父亲笑着接过试卷，然后脸色铁青，母亲抢走了。看完之后，她赶紧去找扫帚:“看，我不会杀你的！让你逃学！71分，你瞎了吗？这是17分！”一边躲着扫把鞭子，一边哭诉着学校遭受的各种委屈。
后来我转学了。经过父母的深思熟虑，最终决定让我和大姐二姐弟弟上同一所小学。
父亲因弟弟出生服刑，在工厂丢了铁饭碗。妈妈起得很早，在学校门口经营了一家小饭馆，慢慢还清了生孩子的罚款。你可以对邻居说“这是我们家第三个孩子”。
这是我们家老三。短短几个字，是我一直困惑又不断求解的答案。透着几分亲昵和认可。
我想到了我叔叔。大家都叫他第三。他叔叔生了一个儿子，是他奶奶的孙子。老三最有用，奶奶说。
奶奶生了六个，父亲是老大。二叔，三叔，五叔，幺叔，姑姑是老四。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奶奶很狂，骂人时从不避讳生殖器，还能给生殖器加上奇奇怪怪的形容词，这是我在别人的奶奶身上从未看见过的。我出生的时候，她要把我送给一对瞎子。她骂我母亲：不会下崽的X!跪下！她抽我二娘的耳光：没用的东西！可也是这个奶奶，冬天睡觉会把我冰凉的脚放在腋窝下。
转学的学校，是全县最好的学校之一，大门口，大操场，林荫路上种着漂亮的石榴树，甚至还有乒乓球场。难怪我哥哥的书包里装满了乒乓球拍。六年级的姐姐成绩优异，人缘好，四年级的二姐是运动队长，隔壁班三年级的弟弟是捣蛋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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