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差不到1年高考，课桌上的书厚厚几沓，天空中随时都飞舞着模拟试卷。唯一能让我感到放松的是，摇滚乐。当耳机里响着许巍，郑钧，窦唯，张楚的时候，可以短暂地忘掉所有压力，忘掉昏暗的家，忘掉风里雨里的母亲。
忘记她说的话，比如向她父亲抱怨，或者告诉我，或者只是自言自语。她说:我妈这么大了还不能叫。
母亲没有告诉我，我是几月几日出生的。她说：你出生的时候是1990的春天，二月。至于二月几日，母亲和奶奶还有姑姑每次都会争吵，母亲说是农历二月三，姑姑说明明是二月二，那天如何如何发生了什么，奶奶说是27号啊，怎么这也记不得。
我的头都要爆了。一个母亲怎么可能连孩子是什么时候出生的都不知道？
我已经成年了，我可以新生。此时耳机里许巍《路的尽头》一遍一遍循环，我对朋友们说：我7月21日过18岁生日。那天是许巍40岁生日。
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顺利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1398公里外的城市足够远，也足够体面。虽然空弥漫着浓浓的雾霾，但我呼吸清新自由。
母亲这倒牵挂起我来了。电话中开始嘘寒问暖，馒头吃得惯吗？被子够厚吗，薄了给你打一床寄过去。同学都好不好，老师好不好，洗澡方便不方便？在外面要好好保管好自己，钱莫乱花。我说好，一切都很好，这里的图书馆有7层楼，一辈子都看不完。
大二的母亲节，全世界都表现出母爱。或者是第一次意识到“表现出妈妈的爱”。甚至鼓起勇气给妈妈打电话。我说“妈妈”，妈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说:“母亲节快乐。”
我和母亲完全无法正常交流，大约是从搬家开始的。学校门口的小饭馆，是父亲名下分到的耕地，原本是种了红薯的。县政府挖山建了学校和马路后，这一片耕地的户主就纷纷建了门脸做生意。有卖烟酒的，有卖文具的，租影碟的，开书店的，但要数小饭馆最多，小饭馆里要数母亲的生意最好。凭着母亲超常的厨艺，和父亲成天挂在嘴边的“健康，良心，管饱”，一到饭点，门庭若市。那些年连母亲养的猪，也都肥壮结实，卖得了别的猪卖不到的好价钱。母亲很单纯，只要手里有钱，她眉眼里就写满了得意和高兴。每天晚上必须和父亲把一天收到的钱，认真仔细清点一遍，才能安心睡觉。
直到有一天，路上突然出现几辆大型推土机，坚固的砖混房屋轰然倒塌，轰隆隆作响。匆匆忙忙从学校跑回家，看见姐姐抱着妈妈在路上哭:“妈妈，我的家没了，妈妈，我以后住在哪里？”我的父亲和兄弟们在尘土中拿出了家具和锅碗瓢盆。我帮忙搬东西，用袖口擦眼泪。在当天的晚间新闻中，播音员面无表情的轻描淡写是几十上百个家庭的崩溃。
搬了家后，奶奶又紧接着大病一场，落得个半身不遂。父亲深谙人间疾苦，不知从哪里结了师父，从此吃斋念佛，说来世不要在人间才好。他每天早上四五点起来，念经和礼拜，白天翻看桌上厚厚的一沓《金刚经》《法华经》《阿含经》等，逢人就说。对商品社会充满不信任，种了一大片蔬菜，自给自足。总之，赚钱养家这件事，他抹除了。
但生活还在继续。四个孩子要吃、要住、要穿、要学习，什么都需要钱。母亲不能和父亲争辩，对“读过书的人”多少有些敬畏，所以她自己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她开始摆摊，卖早餐，卖水果，烤红薯，烧烤，进货，招揽客人，这些都是她妈妈一个人经营的。她的脾气变得如此暴躁，以至于家里的每个人都成了她的眼中钉。
大姐很快考上大学去了省会城市，逢年过节放假才回家。二姐不想继续念书只想挣钱，弟弟太混没有高中愿意录取他，于是相继去了广州。父亲早已看淡一切，油盐不浸。母亲的暴躁对象除了我也没有其他人。于是我们再也无法正常交流。我们的说话常常以她怒骂，我摔门冲进自己的房间，反锁，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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