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氏 田野记︱溪头胡氏:一个皖南家族的历史变迁( 四 )


胡再生老人一再强调,这个传说真有其事,而族谱上当然不会记载这样的丑闻。文献的记载与口述传说形成了一对矛盾。但传说本身存在一个致命的漏洞,假如私生子去了大连,怎么还会在“思姑荡”繁衍出界桥胡氏呢?因而龙坦胡氏老太公与佃户女儿生下私生子的丑闻或许为真,但在传播的过程中被重新嫁接,摇身一变成为了界桥胡氏的祖先故事,而该私生子是否真为状元也大可打个问号。但在龙坦胡氏与界桥胡氏并立的阶段,显然发生过一些纠纷冲突,才有了“界碑”的诞生。而界桥胡氏与龙坦胡氏同处溪头都,一个逐渐崛起为泾县望族,一个却走向没落,如今只剩几户尚存,背后的推动因素亦值得深究。
至于金沙胡家,据说他曾经是西头胡家的仆人,只是在主人家赐姓后,才开始取姓胡。胡宁生在博客中提到,龙潭湖家族的一个分支第二年就搬到了泰语的金沙,胡传农在《龙潭湖家族》一书中也提到“白武公的后人龚起仪第二年就搬到了元台的金沙”。真的是这样吗?由于这次旅行没有收集到金沙胡家族的家谱,需要进一步研究。但类似的“赐姓”故事还有很多,主体有时是清华胡,有时是龙潭胡。这种现象当然存在,但如果形成一种固定的叙事模式,则反映了家庭内部对自我合法性的反复确认。
值得注意的是,万历乙巳年至丙午年间,由于太邑麻潭胡氏的世仁公与龙坦胡氏的尚仁公同场应试,一见如故,龙坦胡氏遂与麻潭胡氏合修族谱。谱序中记载“上自舜后,分胡公满以来,毫无差谬,至乐陵公生二子,福、裕始南渡迁于徽宣之间,福居长为姑孰太守,初迁黄墩,数传说至学公剿黄巢、封常侍归迁婺之清华;而泾川溪头都祚于尚仁,同宗一派,实其清华之枝分迁也。裕为福之弟,隐黄山家碧山二传,生松、擒、俞,子仁封常侍,生邦公为太常卿,晖公为翰林学士,与李白友善”。也就是说,麻潭胡氏出自乐陵公次子裕公派,而龙坦胡氏的祖先常侍公则出自乐陵公长子福公派。事实上,从乐陵公到学公之间的世系众说纷纭,如《定庵先生序》所言“常侍以前,茫不可考,疑者传疑,信者传信”。但太邑麻潭胡氏和龙坦胡氏通过追溯到乐陵公建立起了共同的祖先认同,从而达到了“联宗”的目的。这也说明龙坦胡氏此时尚未完全崛起,需要通过“合谱”的行为加强自身实力,并完善其“系出清华”的祖先故事。
宗族建设:胡族谱与寺庙建筑
明崇祯八年,龙坦胡氏人口达三万多,六户在周村阿孔岭共建大宗祠,尊德四公为始祖公,以二十字为班派统系曰:“天尚一其龄,承先世泽贞,有道传家永,贤良奕载兴”。后来,各甲沿丹溪两岸分别建立支祠,至解放前还有20多座敞厅。据胡再生老人言,大宗祠、支祠和敞厅之间是上下级关系。如今,富丽堂皇的大宗祠已经消失,我们只能看见残存的铺设地面的石条和柱基石,而支祠也被破坏殆尽,敞厅只剩下三座,一座是式谷堂,一座是绍绪堂,还有一座是琅山思诚堂。据胡传农回忆,龙坦胡氏原本共有6座祠堂,除了大宗祠外,还有三甲支祠,上七甲支祠,下七甲支祠,五甲支祠,六甲支祠。除了上七甲支祠是在“刮五风”时被拆,其余祠堂都在“文革”后期被拆。如此看来,八甲也应当有支祠才对,或毁于更早些时候。
据王树基说,在土地改革期间,祠堂没有分配给农民,但仍然属于公房。文化大革命后,许多祠堂被改造成学校、乡镇政府或村委会。而1967年后,当地人口膨胀,需要燃料,但山上光秃秃的,所以拆除祠堂成了获取木材的渠道。

胡适祠堂遗址
祠堂除了是家族祭祀祖先的场所以外,还发挥着奖励和约束族人,兴办教育等重要作用,是家族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过去大宗祠,各支祠和敞厅都有自己的田地,多为族人所捐赠,租金收入用于家族日常各项开支。大宗祠当年有3000多亩山林田地,收入显然十分可观。而所谓的敞厅,至晚在清中后期就已经出现,以官房里的敞厅为例,公有四十亩零五分田,租金用于敞厅维修和清明、冬至祭扫祖墓的费用,说明敞厅在一个比“甲”更小的家族范围内发挥着统摄作用。“文革”以后,敞厅大多变成住宅,也就失去了这种作用。过去七月半、冬至祭祖和清明扫墓,祠堂都会给族人发红包,还给每位参与者发5到6块糯米糕。每个祠堂也都有自己的义仓,在旱涝年份,会举办一些捐赠活动。胡再生老人说:“没有后代啊,家里养不起啊,小孩子上学啊,我们小时候都是从祠堂拿钱。”正是借由家族这一共同体,富裕族人的一部分私有财产转化为公有,并转移到贫困族人身上,实现财富的重新分配,达成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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