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 杨立华:北宋 一个迷人的时代( 二 )


我们一般会说中国古代没有宪法,这种观点当然是有根据的。但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宪法,却有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个王朝都有家法,北宋王朝也有家法,有时候称为“祖宗之法”。我们北大历史系的邓小南教授就有一本书叫《祖宗之法》,写得非常好。祖宗之法是一代开国君主确立的基本规矩,对后世君主的行为是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的。北宋王朝有三条家法,是太祖立下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叫“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如果对比汉代,你会发现,汉代的宰相被诛杀的例子是非常多的。仅汉武帝这一代,他杀掉的宰相级的人物就有多少!但是宋代对贵为三公的大臣是基本上没有诛杀之罚的。到了北宋末年,北宋王朝已经灭了,金人立了张邦昌做大楚的皇帝;后来南宋朝廷对张邦昌的处理,最多也是赐其自尽而已。这要在别的王朝可不得了,这是要族诛的。而言事官就是谏官,古代有谏官的传统。言事官的责任就是提意见。既然你让他提意见,你就要对他宽容。北宋对言事官的宽容可以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他能够允许言事官“风闻奏事”。所谓“风闻奏事”,就是可以以风传的谣言为根据来弹劾,而且有权拒绝透露谣言的来源。这不等于说言事官有权利造谣吗?怎么能宽容到这种程度!
恐惧带来的第二个方面是怀疑。忧虑一方面会带来宽容,另一方面也会带来猜疑。北宋的许多问题在于政治文化过于成熟。为什么这么说?自秦汉北宋建立以来,郡县制的模式已经积累了几千年。这种模式的优缺点和危险性在之前的历史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今天,很多人说美国式的宪政民主是人类最好的政治形式,甚至是唯一合理的、合乎道德的政治选择。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个制度没有经过历史的充分检验,恐怕要再看一遍,也许至少还要再看两三百年,才能真正看清楚。北宋以前几千年的郡县制国家的文明积淀,使得这种政治的一切危险可能性都被尝试过。各种危险的可能性就像一面镜子,处处透露着暗示和提醒。警惕这些危险导致北宋政治文化根源中的怀疑精神,这体现在唐太宗的思想中,即“事要防,乐要控”。凡事都要防,各方面都要严管。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制衡在宋代达到了非常微妙的程度,权力的灵活运用空被降低到了非常低的限度。
以对外的战争为例。北宋在外带兵的将帅是没有便宜行事权的,就是说不能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做战略甚至战术上的调整。北宋的将帅出去打仗一般都带着钦定的阵图,有变化要及时上报朝廷,不能自己做主。而那时候通讯效率又低,所以北宋对外战争方面的弱是制度选择的结果。太宗常说一个王朝“有内忧则无外患,有外患则无内忧”,如果要选择呢,还是选择外患比较好。因为内忧是致命的,外患往往是不致命的,前几代王朝都亡于内忧。这样想也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历史常常充满了戏剧性——北宋最终却亡在了外患上。
关于北宋在战争中的无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解释很有趣,但经不起推敲。比如在《中国文化史》中,刘以智先生认为北宋之所以衰弱,是因为从五代开始,中国女性就开始缠足。缠足使女性身体虚弱,结果生下来的孩子也是虚弱的,这当然打不过北方少数民族。但问题是,岳家军不是南宋初期生来就是小脚女吗?为什么这么强?同样有趣的是钱穆先生的解释——很多人觉得钱穆先生的发言很有见地,但实际上经不起推敲。钱穆先生说,古代战争最重要的是骑兵,骑兵比步兵有很强的优势,这很容易理解。因为骑兵先快,这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是骑兵可以穿重甲。因此,骑兵比步兵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骑兵必须有好马。钱穆先生说,养马特别重要:一是要有寒冷的环境和良好的水草;第二,比较空和空之间应该有差距。中国古代好马的产地不在北宋境内,一个在辽东,一个在西夏。北宋养不出好战马,打不过战争。很多人都相信这个解释。根据这种说法,宋代及以后历史上的许多史实都无法解释。在我看来,北宋的衰弱是制度选择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有时间可以看看齐霞先生的书。不管我们喜不喜欢,邓光明先生和齐霞先生的研究是我们研究的基础。“以乐制事”作为北宋政治文化的核心,对王朝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军事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上帝的晚年为例。元丰末年,王安石变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重要的成就是财富积累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有足够的财富发动战争。于是宋神宗发动了对西夏的战争。然而,当几支军队被派出时,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者,这导致了所有军队根本无法齐头并进,以惨败告终。北宋真的很担心国防。看看北宋的疆域就知道了。形成这种格局的主要原因是,在王朝初期,不宜征服北方而转向南方。在王朝初期,我们必须拿下最困难的地方。太祖王朝没有打赢北汉,而唐太宗王朝打赢了北汉,但却在攻打十六州时败下阵来,导致燕山山脉反而成为了别人的天然屏障。开封也是四战之地。冬天,辽人在南方放马放牛,几天就能到达开封。毛晚年想迁居洛阳,但未能如愿。为什么呢?洛阳的物资配送远不如开封方便。唐朝以后,各大一统王朝都沿大运河建都,这是由于物资转运的便利。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