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虽然富庶,但整个国家一直是岌岌可危的,这种盛世隐忧的局面,构成了士大夫精神觉醒的基本要素。再加上北宋有养士之风,北宋自王朝初年起就强调士大夫精神,鼓励士大夫人格的提升。太宗朝开始,进士及第以后,由皇帝钦赐《礼记·儒行》篇。《儒行》强调的是刚毅特立的士大夫精神,由此可以看到北宋初期君主鼓励的方向。北宋前期的士大夫如范仲淹、胡瑗等人,身上大都可以看到《儒行》的影响。北宋时期同时又有一种非常宽容的氛围——容忍士大夫在一定限度内对朝政的批评。既砥砺士大夫的精神人格,又营造出一种包容的氛围,加上盛世隐忧的格局,某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也就自觉自然地涌现出来。
范仲淹“乐于天下,忧于天下”的精神,是那个时期士大夫典型的精神风貌。我常说,任何一个历史主体想要深入自己的时代,这种“忧患”精神都是不可或缺的。“忧”的精神当然不是范仲淹的发明。《孟子》中已经提到了“忧”字。我们去看“劳动者治理人,劳动者治理人”这一章。要理解这句话,“倦者主之”一定不能脱离具体的语境。“担心”这个词在两三百字的短短段落里出现了六次。其中,“劳动者”与“劳动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关注对象的不同。如果我们把“厌世者治民”这句话从字面上理解,而不是简单地翻译,应该这样翻译:只有为人民担忧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人民的统治者。烦恼是最深的爱,不是占有欲的爱,而是承诺的爱。生活中,最强烈的“担心”体现在父母对孩子的爱上。正是有了这种“忧”的精神,北宋的思想主体才能深入时代。北宋士大夫精神有两种最强烈的倾向:
一种是政治改革的倾向。仁宗朝开始,几乎所有的士大夫都有强烈的政治改革诉求。从范仲淹开始就一直要改革,直到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虽然引起了所谓的保守派势力的反弹,但是在保守派的阵营里面也有很多人是赞成改革的,包括二程。二程也认为必须得改,关键在于究竟怎么改?是不是一定要像你王安石那么改?除改革方案的不同外,二程还认为王安石不能“与人为善”。《孟子》中讲“与人为善”的意思是“取于人以为善”。王安石拒绝容纳别人对他的批评,这是程颢最不能接受的地方。要求政治变革,是那个时代士大夫的基本共识。这一个方面,在范仲淹到王安石的改革实践中发挥到了极致。另一种倾向,则体现为对整个文化的焦虑,对人伦秩序的焦虑,由此必然产生对人伦秩序安排及其背后的哲学理由的关切。如何抵御佛老的冲击,用一种理性的、人伦的生活态度来引领人们的社会生活文化,就成为宋代士大夫焦虑的另外一个方向。那么北宋士大夫的精神自觉,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体现。我们刚才讲到忧的精神,“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承担意识。这种承担意识不是每个时代的人都有的,或者至少不是每个时代的人都能达到如此强烈的程度。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贫困学习的普遍性。北宋士大夫普遍有困学穷学的经历,范仲淹、欧阳修、胡瑗等都是困学穷学的典范,范仲淹就是其中的代表。范仲淹年轻时在寺庙里读书,冬天累了,就用冷水泼脸,醒来后继续读书。我太穷了,每天吃一锅粥,分成四份。欧阳修的父亲早逝,很孤独。他妈妈教他用芦苇杆写字。欧阳修小时候,有一次去隔壁一个叫李的富人家里看书。当他看到一些破书被扔进垃圾桶时,欧阳修把它们拣了出来,读了起来。他觉得文章真的很好,就要了这本不完整的韩愈作品集。他的文笔最受韩愈的影响,他的根也在这里,所以欧阳修成年后会继续收集韩愈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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