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电影人 蒋能杰“一夜成名” 独立电影人的困境解决了吗(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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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触这些不幸的群体时,“一开始我感到无力和愤怒,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电影人,应该是政府部门来解决问题。我是厨师。我只是做饭。菜做好了,我才不管人家怎么吃。我是湖南人,只会做湘菜,不会做粤菜。”
蒋能杰最近很忙。他甚至没有时间去某个平台为一个新项目准备鲜花和材料——微信已经爆满,采访没完没了,大量微博评论和微信消息需要回复。请不起助手。妻子也是“客服”。
其中,有赞美和向往。有些人想向他学习如何制作纪录片。他多次表示,大学工业设计出身的他,“就是一条野路子,不懂什么流派的技术,就按自己的喜好拍”。毕业时拿着DV在检察院门口拍上访群众,一度惹出麻烦。
有虐待。“上来就是你怎么拍阴暗面,导演应该被捕等等。我黑了又删了。给人一顶大帽子是很不好的。”
对于他是否“违反了行业版权意识和规则”,也存在争议和质疑,这与近期蔡明亮导演的《天时》盗版维权事件有关。“我先接受批评,然后被独立电影传播的困难所逼。《矿工》的拍摄成本不到10万,主要是时间成本高。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也没有商业回报。我也很支持版权保护,希望不要伤害版权意识。”
现在,他仍然负债累累。大部分债务都是因为拍摄电视剧《矮子女人》造成的。这部电影已经获得了龙的标签,有很多无奈和妥协的变化。“故事片的成本远高于纪录片。每年还是一点点,现在也差不多了。”蒋能杰觉得拍需要和几十个人打交道的故事片比拍纪录片更难,因为他“脾气不好,不善于和太多人相处”,纪录片相对更自由,不需要被资本绑架。所以未来纪录片可能还是中流砥柱,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故事片项目。
“走红”纯属无意和偶然。这已经不是蒋能杰第一次“联动”自己的电影了。他讲述了留守儿童的电影《路》和《村里的小儿女》,在微信官方账号他工作室的文章《绵沙影像工作室》中也有直接链接。他不想策划任何“营销活动”或“行为艺术”。“只是没有出路。大学筛选和平台筛选都不行。可能就在这段时间,每个人都需要不同的内容,然后关注它。”他曾经告诉抗战老兵的电影《龙老》上传的视频平台,不会通过审核,也不会被删除。
他将自己的作品称为“公益形象”,并避开了“独立电影”的名称:“独立电影容易引起关注,容易被删除...但这确实是一个公益形象。”有些人的情况或多或少得到了改善:当地政府对尘肺病群体进行了统计登记和免费治疗,患者的家人和孩子被身边的朋友救了出来。至于影像能否改变一个群体的命运,他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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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益组织“大爱除尘”的调查数据,现在有600万尘肺病患者。他希望网上对纪录片的关注也能转化为对尘肺病群体的关注,认为“公益影像只有被更多人看到才有意义”,“有些事情我不能回答,但卫生部和教育部应该做”。
“走红”后?这对他下一部聚焦性少数群体的纪录片《彩虹游轮》有帮助吗?很难说,除了观众基数可能多一点。“我现在想关闭工作室。有注册工作室容易带来更多麻烦。我买不起球队,打算投篮的时候可以自由组队。”蒋能杰直言不讳地说。电影在平台上“消失”是常事,楼主曾经想请他搬家。众筹推出过几次,有一次因为“不可抗力”中断。我可以想象工作室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独立电影的集体困境
“赚钱养片”“除了全职工作还拍兼职电影”似乎成了整个纪录片行业的常态。前摄影棚摄影师蒋能杰,一个接一个独自工作。“我身边的人都离开了这个行业一点点。有些人根本没有从事其他工作,有些人转向了商业视频。”从2012年开始,他一直全职制作纪录片,从拍摄、剪辑、后期制作,到字幕。他为了生存,不时拍商业视频,真实全面地记录、发声,然后希望更多人“看到”。他坚持的原因大概是“情怀”和“故乡”。同时,他还在棉花沙经营一家农村公益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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